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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
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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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
转型
●
孙代尧
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
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
作为一种政
治
型态,威权政体出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
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
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
发展道路,
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的
主流。
80
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体开始退出各国政治舞台,出现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浪潮。
本文
拟对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学术界关
于威权主义兴起及其转型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作一评述。需要说
明的是,
< br>本文的评介将基本循着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展开,
着重于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理论模
型和
研究途径,以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地观照本论题之主流学说的线索。
< br>
一、威权政体的“理念型”
1964
年,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
/p>
?
林兹
(Juan )
< br>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威
权政体”
(authoritarian regime)
的概念并对之作出界定,
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
林兹由此
奠定其研究
威权政治权威学者的学术地位。
按
林兹的界定,
威权政体
“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
;
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
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
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
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
威权领袖<
/p>
个人
(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
的
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
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
范围内”
。
[1](P255)
林兹的定义指出
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
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
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
威权政体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
动
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
其中,
军
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
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
故也称之为
“官
僚威权政体”
< br>(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
以下简称
BA regime
)
。这一概念最早由阿根廷籍
学者吉尔莫
< br>?
奥唐奈
(Guillermo
A.0'Donnell)
于
1973
年提出,他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
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以
BA regime
来概括拉美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除拉丁美洲国
家军
政府建立的体制外,
在东亚,
朴正
熙统治时期的韩国、
马科斯独裁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
的
印尼,其政体类型也属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林兹描述了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以下特征:军人和官僚联
手建立政府的控制权;他们以实际的官僚心态进行统治,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的情形是
p>
,由政府创立一个官方政党,创立政党的目的是想减少民众参
与政治生
活,即施密特所说的“占领政治空间”
;不少这种政权
类别,允许有多党存在,也可能举办各种
选举,
但是选举活动都
会经过刻意规划或受到操纵,
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用,
以争取
选民的场
合,或使他们发挥不出政党的功能。
[2](P398
)
由上述威权政体的内涵,
可知其
与多元民主体制存有根本的差异,
但与极权体制之间的界限,
似
乎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即是将两者等同看待的。
不过,
极权与威权两种政治型态
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笔者认为,
两者的分际主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体现方式不同。
在极权体制
中,国家与社会是合一的,而在威权体制下,
< br>二者的界限并未完全泯除,
但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仍
普遍存
在。具体地说,两者的不同特质主要是:
(一)全面主义控制与有限多元
<
/p>
在极权政体中,政治权力组织对社会全面渗透与“泛政治化”
。其
结果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
都不免于政治的干预。
威权政体则
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
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
社
会的全面控制。
社会中有一些团体的出现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安排,
其运作也不一定依附于政
府。
有些威权政府甚至以制度化的
方式鼓励某些有限数量的团体参与政治,
因此社会上有某种程
度
的竞争存在。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即是此一
体制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
林兹在
1973
年发表的《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
一文中指出,与民主政体下的“制度
化反对”不同,威权体制下的反对分为“体制内的反
对”和“体制外的反对”两种。按林兹的说
法,威权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可以称之为“半反
对”
,即他们不受统治集团所支配,而从事部分批
评,
但他们还是愿意参与该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
基本上也不向政权提出严重
挑战。
体制内的半
反对,虽不是合法的,但也不是“非法”的,
是被容忍的反对。
[3](P191-198)
在这些团体的成
员
中,
领头的主要活跃分子可能被提拔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内,
不能如愿者也可能铤而走险,
从事
“非
法”的“体制外”反对活动。
对大
众媒体,
极权政权都实施严格控制并享有近乎专利式的特权,
领
导者也经常借媒体作为强烈
宣传之用。
威权政权对传播媒体一般
也实施严格控制,
但有些威权体系,
尤其是正在经历现代化
p>
过程的威权体系,
却有某些零星的新闻自由出现,
< br>譬如佛朗哥威权统治下的西班牙,
教会出版物
不在政府检
查之列。
[1](P266)
(二)意识形态和心态的差异
极权政体有一排他
的、占
支配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并且利用它作为政策或者政权合
法性的基础。相对地,威
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
过深思熟虑的意识
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不过却有特定的“心态”
(mentality)
,即较重
当前问题的解决或是过去事迹的反应。威权
< br>“心态”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
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
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等实际考虑有关,是一种务实主
义的理念。
1961
年政变上台的韩国军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发展民族经
济的渴望及
对腐败的低效率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政变的原因。
[
4](P154-155)
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许多军人
官僚
威权政府也与此类似,不同点在于后者推动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如东亚威权政府那样坚决。
(三)政治动员与政治冷漠
高度参与是极权体制的特质。
在极权
体制下,
政党以及各种为执政者所控制的次级团体,
以鼓励、<
/p>
要求或奖励方式,
主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或集体性的社会事务。<
/p>
而在威权政体中,
较少大规模且
深入的政
治动员。
一般人对政治性事务乃至于政治性社团集会意愿不高,
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
“被
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
属的角色”
。
[2](P254)
政权
本身也不愿意见到群众过于热
衷于参与政治,
而是倾向于希望他
们被动地接纳与被领导。
在威权政体中,
虽然有时也会有政治<
/p>
或社会动员,但一般无法深入,流于形式。当然,在威权政体出现初期,如果要应对某种危
机状
况,自然需要高度的参与和支持。
(四)政党与军人角色的差异
极权政党体系禁止反对势力或反对党的存在。
威权政党通常允许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
即便在一
党独
大的国家中,党的角色与功能也有相当限制。当然,党是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党、国的
界限也常模糊不清。但执政党的组织相对比较松散,其政府内也吸纳相当一部分党外社会精英。
这些人士既可能倾向于肯定也可能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
在极权体制中,
党政军高度一元化,
处于体制内的军队对党完全效忠。
极权国家没有军人政变发
p>
生。在威权政体中,军人有其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与威权政体所强调的特殊心态
(如民族主义理
念)
有关,
也因为威权政体需要军人担负重要责任。
由于没有一个极权政党中的强大群众性政党
p>
可以控制住军队,军人在各项与政治有关的人事任免中,占有相当份量,分摊相当比例的资源
。
加之,
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和西方的价值观念,<
/p>
对于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
状况特别敏感,对诸如国内制
度不
上
轨
道
p>
、
贪
污
腐
败
问
题
十
分
痛
恨
,
< br>因
此
有
高
度
的
干
政
倾
向
。
[5](P177)[6](P2
14-215)
许多采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军人赤裸裸地干预,是政权转移的主要
因素。不过,军队在干政后,当政局稳定或是腐败问题获得解决,通常会退回营房之中,
不直接
插手行政事务,而是拔擢文官与技术官僚参与政事,以减少军人政治的色彩。
p>
[1](P267-268)
二、
“政治高压、经济成长”模型
拉丁美洲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狂飚
的年代。
1964
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古拉特的文人政府被
推翻。紧接着,
1966
年阿根廷埃利
亚政府也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垮台。
1968
年,秘鲁的军人政变
将文人总统赶下台。
1973
年,
p>
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国内外的支持下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同年,<
/p>
乌拉圭的军人也接管了政权。在
10
年之
间,南美洲的主要国家,纷纷发生军人推翻文人政府的
事变,
举
世为之震惊。
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经验事实,
使得经典现代化理论
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
说,
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质
疑。人们开始猜测,在现代化进程
的较高水平上可能伴生的政治专制而非政治民主。
[7](P8)
1973
年,奥唐奈在《现代化与官
僚威权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奥氏理
论”
(O
’
Donnell
thesi
s)
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
。奥唐奈在此书中运用了后来
被卡多索
(o)
和法雷托
(Enzo
Faletto)
指称为“历史结构分析”
(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
lysis)
的研究途径,这种分析路径着重于从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描述
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以
及国内工业化所造成的阶级变动和对政体的影响。
< br>
奥唐奈认为,
当一个传统的
生产方式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为了解决本国的消费问题,
政
府一
般采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
通常进口替代政策会产生立即而
明显的效果,
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的
情况下,初期的工业发展和
经济成长十分快速,本土工业得以建立。为了扩大本国市场的消费,
并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
资本家也愿意增加工人工资,
准许成立工会,
结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明显
上升。于是政府、工人、资本家无不皆大欢喜。但是
,本国市场毕竟有限,在市场达到饱和后,
工业扩张和经济成长便受到制约。
更由于工业化所需的设备及燃料进口成本极为昂贵,
造成政府
国际收支的逆差,外债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皆蒙受其害。实力强大
的工会组织开始施加强大压力。
面对经济危机,
南美国家决策者认识到基本解决之道,
在于工业
化的“深化”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即开展第二阶段
p>
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由本国自行发展制造工业,以最终完成工业化。问
题是,此一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所谓资本密集工业,
对资金、技术层次和科学管
理有很高
要求,
有赖高效率和资本雄厚的企业带头参与,
而这些企业大多为跨国公司。
为了吸引跨国公司
前来投资设厂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决策者不得不以强制的手段压制已经兴起的劳工
运动,
抑
制劳工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营造稳定的投资环
境。
[7](P62)
于是,在军方特别是军中技
术官僚带头主导,新经济官僚、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附和下,一个所谓“政变联盟”产生。在
“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应运而生。
奥唐奈在他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中,借用了政治学者
罗伯特
?
达尔
(Robert,)
p>
提出的
“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两个概念。达尔在他
1971
年建构的理论模型中提出,多元政体的
出
现同统治者对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计算有关。
“当预期的压制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
对势
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
“压制的
代价超过容忍的代价愈多,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愈大”
。
[8
](P13-14)[9](P153-154)
奥唐奈将这两项指标加以延伸,
用来解释
BA regime
可能出现的时机
。
概
言之,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会出现
动态变化。当各阶级分享经济成长的
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预期对民间社会的
压制成本过高,民主体系可能维系。一旦经
济发展面临瓶颈,
传
统的官僚又无力解决,
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
政府对
民间社会容
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
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
压制成本时,
以
“压制阶级,
提升政府
能力”
为号召的
BA
regime
将会出现。
[7](P89-90)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奥唐奈对工
业化所缔造的政治与社会张力以及精英与大众阶级的结构变
迁,
以及对巴西官僚威权政体起源的分析,
尚不足以反映该地区各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不同
背
景。
[10]
至于东亚地区,与拉美
的情况就有更大差异。例如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进口替代的“深
化”之前就已存在,工业
化升级与资本积累都是威权政体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说,在
巴西或拉美其他一
些国家,本国大地产者、大资本家与外国跨国公司沆瀣一气左右了政权更迭,
那么在东亚
,
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地资本,
在工业化模式转换中所扮演的角
色都要小得多,
也没
有发展出类似的“政变联盟”关系,因此奥
唐奈的“发生模式”很难套用到东亚威权主义的起源
上。
但奥唐奈所采用的历史结构分析方法,是对此前静态的、定时
的、化约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的扬弃。在对经验现象的分析上,
历史结构论看重国际与国内政经结构
的互动,
寻求的是一种整体
而动态的理解,
可以看出此一视角承续了被经典现代化理论忽略了的
理论学术传统,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马克斯
?
韦伯对国
家与制度的分析等。
在
《官僚威权国家的张力和民主问题》
的论文中,
奥
唐奈进一步描述了
BA
国家的若干主要特征:
< br>BA
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该阶级有很强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
力的专家和经
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
极力追求国际化模式的
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
为此不惜以高压维持秩
序和扭曲资源分配
;
政治上具有极端的
“排他性”
,
p>
即剥夺工人、
农民、
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
,
在经济上也排斥大众部门;
将各种政经议题
< br>“非政治化”
,
即强调以中立、
客观的
“技术、
理性”
标准来处理问题
,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认为不合理性,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
化;关闭
民主的利益表达管道,这种管道只提供给军人或大企业寡头。
[11](P292-29
3)
这些特征
具体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发展
模型。这其中隐含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威权政
府的强力控制,
有
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或有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功
能;
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
以
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并吸引外资进入,
因此有利于经济
成长。
但威权政体是否一定会导致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战后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走上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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