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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

作者:高考题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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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8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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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8日发(作者:tem4)


威权政体



























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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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



转型





孙代尧







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 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


作为一种政


治 型态,威权政体出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 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


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 发展道路,


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的


主流。

80


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体开始退出各国政治舞台,出现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浪潮。 本文


拟对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学术界关 于威权主义兴起及其转型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作一评述。需要说


明的是,

< br>本文的评介将基本循着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展开,


着重于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理论模 型和


研究途径,以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地观照本论题之主流学说的线索。

< br>




一、威权政体的“理念型”





1964


年,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 /p>


?


林兹


(Juan )

< br>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威


权政体”


(authoritarian regime)


的概念并对之作出界定,


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


林兹由此


奠定其研究 威权政治权威学者的学术地位。




按 林兹的界定,


威权政体


“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 ;


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


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 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


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


威权领袖< /p>


个人


(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


的 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


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


范围内”



[1](P255)


林兹的定义指出 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


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 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




威权政体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


动 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


其中,


军 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


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


故也称之为


“官


僚威权政体”

< br>(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


以下简称


BA regime


。这一概念最早由阿根廷籍


学者吉尔莫

< br>?


奥唐奈


(Guillermo


A.0'Donnell)



1973


年提出,他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


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以


BA regime


来概括拉美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除拉丁美洲国 家军


政府建立的体制外,


在东亚,


朴正 熙统治时期的韩国、


马科斯独裁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


的 印尼,其政体类型也属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林兹描述了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以下特征:军人和官僚联


手建立政府的控制权;他们以实际的官僚心态进行统治,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的情形是



























,由政府创立一个官方政党,创立政党的目的是想减少民众参 与政治生


活,即施密特所说的“占领政治空间”


;不少这种政权 类别,允许有多党存在,也可能举办各种


选举,


但是选举活动都 会经过刻意规划或受到操纵,


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用,


以争取 选民的场


合,或使他们发挥不出政党的功能。


[2](P398 )



由上述威权政体的内涵,


可知其 与多元民主体制存有根本的差异,


但与极权体制之间的界限,



乎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即是将两者等同看待的。


不过,


极权与威权两种政治型态


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 p>
笔者认为,


两者的分际主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体现方式不同。

< p>
在极权体制


中,国家与社会是合一的,而在威权体制下,

< br>二者的界限并未完全泯除,


但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仍


普遍存 在。具体地说,两者的不同特质主要是:




(一)全面主义控制与有限多元



< /p>


在极权政体中,政治权力组织对社会全面渗透与“泛政治化”


。其 结果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


都不免于政治的干预。


威权政体则 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


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


社 会的全面控制。


社会中有一些团体的出现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安排,

其运作也不一定依附于政


府。


有些威权政府甚至以制度化的 方式鼓励某些有限数量的团体参与政治,


因此社会上有某种程


度 的竞争存在。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即是此一

体制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




林兹在


1973


年发表的《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 一文中指出,与民主政体下的“制度


化反对”不同,威权体制下的反对分为“体制内的反 对”和“体制外的反对”两种。按林兹的说


法,威权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可以称之为“半反 对”


,即他们不受统治集团所支配,而从事部分批


评,


但他们还是愿意参与该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


基本上也不向政权提出严重 挑战。


体制内的半


反对,虽不是合法的,但也不是“非法”的, 是被容忍的反对。


[3](P191-198)


在这些团体的成 员


中,


领头的主要活跃分子可能被提拔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内,


不能如愿者也可能铤而走险,


从事


“非 法”的“体制外”反对活动。




对大 众媒体,


极权政权都实施严格控制并享有近乎专利式的特权,


领 导者也经常借媒体作为强烈


宣传之用。


威权政权对传播媒体一般 也实施严格控制,


但有些威权体系,


尤其是正在经历现代化


过程的威权体系,


却有某些零星的新闻自由出现,

< br>譬如佛朗哥威权统治下的西班牙,


教会出版物


不在政府检 查之列。


[1](P266)



(二)意识形态和心态的差异




极权政体有一排他



























的、占 支配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并且利用它作为政策或者政权合


法性的基础。相对地,威 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


过深思熟虑的意识 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不过却有特定的“心态”


(mentality)


,即较重


当前问题的解决或是过去事迹的反应。威权

< br>“心态”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


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 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等实际考虑有关,是一种务实主


义的理念。

< p>
1961


年政变上台的韩国军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发展民族经 济的渴望及


对腐败的低效率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政变的原因。


[ 4](P154-155)


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许多军人


官僚 威权政府也与此类似,不同点在于后者推动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如东亚威权政府那样坚决。




(三)政治动员与政治冷漠




高度参与是极权体制的特质。


在极权 体制下,


政党以及各种为执政者所控制的次级团体,


以鼓励、< /p>


要求或奖励方式,


主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或集体性的社会事务。< /p>


而在威权政体中,


较少大规模且


深入的政 治动员。


一般人对政治性事务乃至于政治性社团集会意愿不高,


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


“被


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 属的角色”



[2](P254)


政权 本身也不愿意见到群众过于热


衷于参与政治,


而是倾向于希望他 们被动地接纳与被领导。


在威权政体中,


虽然有时也会有政治< /p>


或社会动员,但一般无法深入,流于形式。当然,在威权政体出现初期,如果要应对某种危 机状


况,自然需要高度的参与和支持。




(四)政党与军人角色的差异




极权政党体系禁止反对势力或反对党的存在。


威权政党通常允许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


即便在一


党独 大的国家中,党的角色与功能也有相当限制。当然,党是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党、国的


界限也常模糊不清。但执政党的组织相对比较松散,其政府内也吸纳相当一部分党外社会精英。


这些人士既可能倾向于肯定也可能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




在极权体制中,


党政军高度一元化,


处于体制内的军队对党完全效忠。


极权国家没有军人政变发


生。在威权政体中,军人有其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与威权政体所强调的特殊心态


(如民族主义理


念)


有关,


也因为威权政体需要军人担负重要责任。


由于没有一个极权政党中的强大群众性政党


可以控制住军队,军人在各项与政治有关的人事任免中,占有相当份量,分摊相当比例的资源 。


加之,


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和西方的价值观念,< /p>


对于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


状况特别敏感,对诸如国内制 度不









































< br>因












[5](P177)[6](P2 14-215)


许多采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军人赤裸裸地干预,是政权转移的主要


因素。不过,军队在干政后,当政局稳定或是腐败问题获得解决,通常会退回营房之中, 不直接


插手行政事务,而是拔擢文官与技术官僚参与政事,以减少军人政治的色彩。


[1](P267-268)




二、


“政治高压、经济成长”模型





拉丁美洲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狂飚 的年代。


1964


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古拉特的文人政府被


推翻。紧接着,


1966


年阿根廷埃利 亚政府也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垮台。


1968


年,秘鲁的军人政变


将文人总统赶下台。


1973


年,


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国内外的支持下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同年,< /p>


乌拉圭的军人也接管了政权。在


10


年之 间,南美洲的主要国家,纷纷发生军人推翻文人政府的


事变,


举 世为之震惊。


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经验事实,


使得经典现代化理论


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 说,


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质


疑。人们开始猜测,在现代化进程 的较高水平上可能伴生的政治专制而非政治民主。


[7](P8)



1973


年,奥唐奈在《现代化与官 僚威权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奥氏理


论”


(O



Donnell


thesi s)


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


。奥唐奈在此书中运用了后来 被卡多索


(o)


和法雷托


(Enzo


Faletto)


指称为“历史结构分析”

(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 lysis)


的研究途径,这种分析路径着重于从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描述 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以


及国内工业化所造成的阶级变动和对政体的影响。

< br>



奥唐奈认为,


当一个传统的 生产方式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为了解决本国的消费问题,


政 府一


般采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


通常进口替代政策会产生立即而 明显的效果,


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的


情况下,初期的工业发展和 经济成长十分快速,本土工业得以建立。为了扩大本国市场的消费,


并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


资本家也愿意增加工人工资,


准许成立工会,


结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明显


上升。于是政府、工人、资本家无不皆大欢喜。但是 ,本国市场毕竟有限,在市场达到饱和后,


工业扩张和经济成长便受到制约。

< p>
更由于工业化所需的设备及燃料进口成本极为昂贵,


造成政府


国际收支的逆差,外债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皆蒙受其害。实力强大


的工会组织开始施加强大压力。


面对经济危机,


南美国家决策者认识到基本解决之道,


在于工业


化的“深化”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即开展第二阶段



























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由本国自行发展制造工业,以最终完成工业化。问


题是,此一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所谓资本密集工业,


对资金、技术层次和科学管 理有很高


要求,


有赖高效率和资本雄厚的企业带头参与,


而这些企业大多为跨国公司。


为了吸引跨国公司


前来投资设厂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决策者不得不以强制的手段压制已经兴起的劳工 运动,



制劳工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营造稳定的投资环 境。


[7](P62)


于是,在军方特别是军中技


术官僚带头主导,新经济官僚、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附和下,一个所谓“政变联盟”产生。在


“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应运而生。




奥唐奈在他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中,借用了政治学者 罗伯特


?


达尔


(Robert,)


提出的


“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两个概念。达尔在他

< p>
1971


年建构的理论模型中提出,多元政体的


出 现同统治者对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计算有关。


“当预期的压制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 对势


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压制的 代价超过容忍的代价愈多,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愈大”



[8 ](P13-14)[9](P153-154)


奥唐奈将这两项指标加以延伸,


用来解释


BA regime


可能出现的时机 。



言之,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会出现 动态变化。当各阶级分享经济成长的


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预期对民间社会的 压制成本过高,民主体系可能维系。一旦经


济发展面临瓶颈,


传 统的官僚又无力解决,


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


政府对 民间社会容


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


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 压制成本时,



“压制阶级,


提升政府 能力”


为号召的


BA regime


将会出现。


[7](P89-90)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奥唐奈对工 业化所缔造的政治与社会张力以及精英与大众阶级的结构变


迁,


以及对巴西官僚威权政体起源的分析,


尚不足以反映该地区各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不同 背


景。


[10]


至于东亚地区,与拉美 的情况就有更大差异。例如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进口替代的“深


化”之前就已存在,工业 化升级与资本积累都是威权政体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说,在


巴西或拉美其他一 些国家,本国大地产者、大资本家与外国跨国公司沆瀣一气左右了政权更迭,


那么在东亚 ,


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地资本,


在工业化模式转换中所扮演的角 色都要小得多,


也没


有发展出类似的“政变联盟”关系,因此奥 唐奈的“发生模式”很难套用到东亚威权主义的起源


上。




但奥唐奈所采用的历史结构分析方法,是对此前静态的、定时 的、化约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的扬弃。在对经验现象的分析上, 历史结构论看重国际与国内政经结构


的互动,


寻求的是一种整体 而动态的理解,


可以看出此一视角承续了被经典现代化理论忽略了的

理论学术传统,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马克斯


?


韦伯对国 家与制度的分析等。




< p>
《官僚威权国家的张力和民主问题》


的论文中,


奥 唐奈进一步描述了


BA


国家的若干主要特征:

< br>BA


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该阶级有很强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 力的专家和经


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


极力追求国际化模式的 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


为此不惜以高压维持秩


序和扭曲资源分配 ;


政治上具有极端的


“排他性”



即剥夺工人、


农民、


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 ,


在经济上也排斥大众部门;


将各种政经议题

< br>“非政治化”



即强调以中立、


客观的


“技术、


理性”


标准来处理问题 ,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认为不合理性,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


化;关闭 民主的利益表达管道,这种管道只提供给军人或大企业寡头。


[11](P292-29 3)


这些特征


具体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发展 模型。这其中隐含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威权政


府的强力控制,


有 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或有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功

< p>
能;


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


以 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并吸引外资进入,


因此有利于经济 成长。




但威权政体是否一定会导致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战后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走上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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