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翻译理论经典
一、英国部分：
1
．乔治·坎贝尔（
George
Campbell, 1719-1796
）
，
《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
（
A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with
Notes
, 1789
）
简介：
坎贝尔的《四福音的翻译与评
注》是西方最早的翻译专论之一，其理论意义体现在：
第一，该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
宗教翻译研究的重大转折。坎贝尔认为，
《圣经》翻译
“
应
为文学和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
”
，这就弥合了哲罗姆提出的
“
宗教翻译
”
和
“
文学翻译
”
的
严格区分，
因
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第二，
该论著是最早论及
“
对等翻译
”
的翻译理论
专
著之一。坎贝尔在该论著中提出了从词汇、语法和风格方面取得对等的观点，成为
20
世纪
“对等”
理论的先导。
第三，
该论著的问世，
意
味着翻译理论的探究突破了前人圄于具体文
本的界限，标志着系统性、原则性和抽象性的
理论研究视角的出现。第四，该论著的问世，
标志着认知视角的革命性嬗变。
宗教翻译
“
三原则
”
的出现，
意味着坎贝尔背离了斐洛、
奥古<
/p>
斯丁等人所信守的“上帝感召”的无端依从，完全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提出了宗教翻译
“
三原
则
”
。因此，在相同的人文主义文化背景下，其“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同泰特勒的“三原则”
有着惊人的雷同，实不足为怪。总之，坎贝尔的“三原则”同泰特勒的“三原则”一样，都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而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2
．亚历山大·弗雷瑟·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
，
《论翻译的原则》
（
E
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 1790)
简介：
泰特勒的
《论翻译的原则》
一书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其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
泰特勒首次以概念的形式规定了
“
优秀翻译
”
的内
涵。
优秀翻译定义出现，
标志着泰特
勒
的译学主体视角具备了
“
逻各斯中心主义
”
的特征。
这是西方译学史上的认知主体性的重大
转折。
第二，
泰特勒在该论著中系统提出了著名的
翻译
“
三原则
”
思想。
但必须指出，
翻译
“
三
原则
”
并非泰特勒独
创，而是他将英国译学传统明确化、系统化的结果。所以他与坎贝尔殊
途同归的巧遇，<
/p>
也属自然。
总之，
该论著的独到之处，<
/p>
不仅在于泰特勒对英国译学传统的全
面归结，
而且在于他对译学思想的系统性论述。
他结束了当时英国传统译学一盘散沙的状态，
标志着英国译学走向了系统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p>
因此，
该论著的面世，
标志着
西方译学史上
“
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
始
”
。
<
/p>
3
．
菲利莫尔
（
more
，
1873 - 1926<
/p>
）
，
《略论翻译和译者》
（
Some Remarks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
1919
）
简介：
菲利莫尔的的
《略论翻译和译者》
一书被认为是
“
< br>当时最好的翻译论著
”
，
其理论
意义在
于：
一、
菲利莫尔对译学问题的
探究从对译事本质的寻求转向了对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
把握。菲利莫尔不仅关注到了
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关系，也关注到了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
他对翻译要素的关系把握，
与英国人文主义文化时期崇尚
“
准确意
译
”
的折中性译学倾向是一
脉相承的。
二、
在译作的评判标准的阐述中，
菲利
莫尔也展示出对英国人性文化阶段的传统
译学主体性的明显继承。菲利莫尔认为，
“
判断一篇译作的优劣，最终标准是看文学家是否
把译作当作欣赏品，
又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
该译学倾向，
实际上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化
阶段的活译派代表人物科顿
“
使自己译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原作
”
的译学思想的复
活。由此可
看出菲利莫尔的译学主体性与英国传统译学主体性的承接关系。
总之，
菲利莫尔的译学思想
的发展与形成，
既是英国译学主体性传统影响的产物，
也是英国当时的认知文化思潮制约
的
必然。
4
．波斯盖特（
J.
P
. Postgate, 1853-1926
）
，
《翻译与译作》
（
Tr
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
,
1922
）
简介：
波斯盖特的《翻译与译作》一
书是译者兼学者论译的典范，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一、波
斯盖特在该书中对翻译现象所采
取的综合性、
抽象性的探究视角，
是对西方译学认知传统的
一脉相承。
其译学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现象的分类研究，
即
“
后瞻式翻译
（
”
retrospective
tr
anslation
）
和
“
前瞻式翻译
”
（
pros
pective translation
）
的研究。
质言之，
“
后瞻式翻译
”
即为
“
洋
化
”
式翻译，而
“
前瞻式翻译
”
则是
“
归化
”
式翻译。波斯盖特的翻译分类与英国德莱顿和德
国
歌德的区分固然不同，
但其研究视角是一致的。
二、
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提出了
“词类分类研
究”
的译学主张。
他从语言间所存的思想一致性
与表达类同性出发，
将词汇分归为四类
（即
“
完全相同的词
”
、
“
不同的词
”
、
“
部分相同的词
”
和
“
假同义词
”
）<
/p>
，
并根据不同的分类分别采取
相应的翻译
策略。
词汇分类研究法的出现，
标志着他的翻译研究已超出了对
具体翻译行为和
具体译本进行评价的传统译学研究模式，开始走向了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科
学认知之路。三、
波斯盖特在该书中论述的许多其他译学思想是对前人的译学思想进行借
鉴吸收的结果。
如对
译文效果判断、
忠
实性标准、
译文表达习惯、
译作更新等观点，
< br>皆是对英国或西方译学思想
的借鉴。
总之，
波斯盖特的译学思想不仅体现了时代文化精神与英国译学传统的磨合，
而且<
/p>
也体现了英国经验主义译学研究倾向与欧陆特别是德国理性主义译学研究倾向的合流。
质言
之，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所展示的译学倾向，是由崇尚
“
准确意译
”
逐渐转向崇
尚
“
准确直译
”
的倾向。
这是西方现代认知思潮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译学倾向不断影响的结果，
换言之，
波斯
盖特的译学思想是时代文化和民族
传统交互影响的产物。
5
．斯图尔特·贝茨（
E.
Stuart Bates
，生卒年不详）
，
< br>《现代翻译》
（
Modern
Translation
,
1936
）
简介：
贝茨的《现代翻译》一书，似
乎是为反对波斯盖特的译学观而撰写的，在对“翻译的忠
实性”
、
“译作的生命力”
、及“判断译本优劣成败的因素”等问题上
，贝茨皆与波斯盖特观
点相左。
贝茨与波斯盖特共居一国，
同处一时，
而且同为古文学家、
古典作品翻
译家和翻译
理论家，
但其译学见解却如此针锋相对，
若将二人著作对比研读，
自会交互发明，
相得益彰
。
6
．弗斯（
J. R. Firth,
1890-1960
）
，
《语言学与翻
译》
（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
on
，
1957
）
；
《语
言分析与翻译》
(Ling
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
1968)
。
简介：
弗斯严格来讲属于语言学界人
士，
但又是英国翻译理论界无法忽略的人物。
其译学见解
主要体现在
《语言学与翻译》
和
《语言分析与翻译》
两部著作中。
该书的理论意义在
于：
一，
弗斯从语言学的认知视角入手，出了
< br>“
完全翻译
”
的概念。所谓
“
完全翻译
”
，是
指
“
在语音、
语法、语义、话语结构以
及风格等层次上，经过全面分析的翻译
”
。可见，弗斯将语言分
析
作为翻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他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认知视角审视翻译问题的表
现。
二，
弗斯对翻译问题的审视也开始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
“
他者
”
认知视角
。
主要表现在：
一方
面，
他放弃了语言学派追求
“
对等
”
的翻译观。
他断言，
任何两种语言
的某些表达方式不可能
是完全对等的，其语言结构也无法全盘移植。他虽未将自己的表述
绝对化，但实际已认定，
完全
“
对等<
/p>
”
的翻译是不现实的。这实际已
“
解构
”
了结构主义的
“
对等
”
翻译观。另一方面，弗
斯对译本的评价也呈现出德里达式的
“
延异<
/p>
”
倾向。他指出，
“
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可更改的，??再好的译文也可以进行修改，直至重
译
”
。这意味着，从解构主义的认知
视
角看来，译本一出，译者就
“
死了
”<
/p>
，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不断
“
延异
”
的需要，无数
“
他
者
”
译本自然须应运而生。
弗斯在当时
不会采用这样的辞藻来故弄玄虚，
他只是很平实地指出
“
完
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
”
而已。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已经
象剖刀一样切入
了弗斯的译学探究。
总之，
弗斯的
“<
/p>
完全翻译说
”
与其说是对英国译界的贡献
，
毋宁说是将语言学研究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
质言之
，
这不仅是大陆理性主义的认
知模式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
进行浸润的结果，
同时也是西方时代文化认知主体性演化
制约的
表现。
7
．西奥多·萨瓦里（
Theodore Horace Savory, 1896-?
）
，
《翻译艺术》
（
The Art of Translation
,
1957
）
简介：
萨瓦里的
《翻译艺术》
一书，
将对译学传统的继承、
对现代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和对后
现代探究视角的探索集于一体，
故被誉为
“
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
”
。
其理论意义具体表
现在
：
萨瓦里在该书中的译学倾向不仅表现了他对英国译学传统的继承，
而且表现了他对
“
现
代性
”
的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而且还表现了他的译学研究的后现代认知视角
。因此，萨瓦
里断言，翻译不仅是
“
一
门源远流长的艺术
”
，而且还是一门
“
选择的艺术
”
。他的
< br>12
条自相
矛盾的翻译原则的提出，开辟了描写性翻译研
究的先河，正是该译学观的产物。这意味着，
在萨瓦里的翻译研究中，
< br>翻译原则的绝对性被初步解构，
“
他者
< br>”
的翻译策略应运而生。
总之，
从萨瓦里的
“
选择艺术观
”
、
“
翻译原则矛盾分类法
”
，包括
“
读者分析法
”
所展示出的译学倾向
可以看出，
萨瓦里的翻译观虽然
“
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译论的范围
”
，
但是其将传统性、
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融为一体的译学认知倾向，
已经明确展示
出其译学认知的视角在文化转型期的
嬗变，因此，可以说，萨瓦里的译学倾向，同样是时
代文化精神、民族认知传统和个人认知
结构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不过，
遗憾的是，
萨瓦里颇具超前色彩的解构主义的
“
他者
”
认知视
角，在浓厚的英国人性文化译学传统的气息下，显得
“
< br>和其光同其尘
”
了。于是，保守务实的
< br>英国人只是给萨瓦里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夸赞，然后惊喜地关注着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
“
给
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
。
8
．约翰·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
1917-
）
，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 br>（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
1965
）
简介：
卡特福德的
< br>《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一书，
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
界同时引起巨大反
响，其理论意义在于：卡特福德在该书中近乎偏激地展示了翻译探究的
现代语言学的视角。
他公然宣称：
“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采用?
?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
这样，卡特
福德就把翻
译探究的认知视角片面化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福德借助韩礼德的
“
级阶与范畴语法
”
（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
，将翻译研究的
“
模式化行为
”
和
“
描写式方法
”
结合在一起，
以求
“
科学地
”
探究和阐述
“
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
条件
”
。可见，卡特福德对翻译问题的探究，最终
变成了对翻译过程的阐释和描写，这是卡
特福德译学研究的
“<
/p>
后现代转向
”
的重要标志。另外，卡特福
德认为，对等形式的存在，不可
能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存在，
而有
可能是一对多的存在，
因此，
对等形式的寻求过程，
往往又
是一种
“
他者
”
的选择过程。一言以蔽之，翻译的目的，就是
“
选择语境范围有最大的重叠可
能性的译语等值成分
”
。可见，卡特福德译学研究的认知倾向，与萨瓦里的
“
选择艺术观
”
不
谋而合了。
总之，
通过
以上探究可看出，
卡特福德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同萨瓦里一样，
同
样展示出文
化嬗变时期由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向后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的过度。
所不同的是，
萨瓦里的
后现代
< br>“
他者
”
的认知主体性，被
“
延异
”
在浓浓的
传统信守之中；而卡特福德的后现代
“
他者
”
的认知主体性，则被埋没在他的现代语言学认知视角的狂热与偏激里。
9
．彼德·纽马克（
Peter
Newmark, 1916-?
）
，
《翻译问题探讨》
（
Approaches to Trans
lation
，
1981
）
简介：
纽马克的
《翻译问题探讨》
一书，
对翻译的热点问题
进行了几乎是面面俱到的审视，
对
中国译学界影响甚大，
其理论意义在于：
一，
纽马克的译学倾向展示
了科技文化思潮对英国
认知传统的浸润。就纽马克而言，所谓
“
翻译理论
”
，即
“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
。可见，纽
马
克对翻译理论的认定已有所偏颇；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
纽马克对翻译问题的认知，
已经逐渐
摆脱了培
根式的散论，
开始产生了带有明显科学认知色彩的
“
语言学转向
”
。
二，
纽马克的译
学倾向也展示了英国认知传统对时代认知倾向的接纳和吸
收。
该倾向在纽马克对翻译本质的
阐释中一览无余。纽马克认为
，翻译不仅是科学（
science
）和技术（
technique
）
，而且是技
巧（
skill
）
、技艺（
craft
）和艺术（
art
）
。值得注意的是，纽马克认为翻译是一门技艺的理由
之一，
在于
“
译者对文本的语法语义要
素的直观把握须以
经验
的知识为后盾
”
。
可见，
纽马克
将
“
翻译技艺观
”
< br>融会于奈达的
“
翻译科学、技术、艺术和技巧综合观
”
，是英国经验主义认知
传统对纽马克译学
主体性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
这也是英国认知传统对时
代认知主
体性的接纳和吸收的重要标志。三，在纽马克的译学倾向中，还存在着其认知视
角由
“
现代
性
”
向
“
后现代性
”
的嬗变。这主要表现在纽马克对译法问题的探究中，纽马克一边含蓄地回
避了语言学派一味追求
“
对等
”
的倾向，
一边采用了萨瓦里的多项选择的
“
他者
”
策略；
几经
“
延
异
”
，纽马克最终采用的，是介乎
“
对等
”
与
“
选择
”
之间的折中译法：
“
有限选择
”
（
limi
ted
choices
）的翻译。同时，他承认，翻译理论<
/p>
“
既非理论也非科学
”
< br>，并
“
不能帮助译者提高翻
译技
能
”
，甚至
“
只能自得其乐
”
而已。另外，在论及对翻译因素的关注时，纽马
克主张不仅
要关注语言学方面的因素，
而且还要关注文化方面的
因素。
这意味着，
在纽马克的译学研究
视角中，已经出现了由
“
语言学转向
”
向
“
文化转向
”
过渡的端倪。可以看出，纽马克的译学主
体性倾向，已经呈现
出由
“
现代性
”
向
“
后现代性
”
< br>的过渡。总之，透过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
的发展轨迹，
可
以发现，
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倾向的最大特征，
就是在传统性、
现代性和后
现代性的译学思潮中漂流。
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翻译理论家虽然对译学问题进行了面面俱到的
严肃研究，却既
“
没有创建过重点的翻译思想
”
、
“
也没有提出过具有轰动效应的系统的翻译
理论
”
的原因。
10
．
乔治
·
斯坦纳
（
George
Steiner, 1929-
）
，
《通天塔之后：
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
1975
）
简介：
1975
年，随着《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发表，斯坦纳成了
“
凭一部独特的
著作而蜚声西方译论领域
”
的翻译理论家。该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
斯坦纳在该书中，
借助
“
现代的
”
话语结构解构现
代翻译理论，
对翻译研究模式达
到了后现代之后的重构。
一方面，
斯坦纳的译学研究中的
“
现代性
”
倾向，
体现在其
译学探究
的认知视角中。主要表现在：其一，斯坦纳对译学问题进行的审视，采用了
“
哲学、语言学、
诗学、文艺批判、西方文
化结构等诸角度
”
。其二，他对翻译与语言的辨证关系所进行的
探
究，采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研究中的类比法，试图通过对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类比，在<
/p>
“
语言
——
翻译
——
文化
”
的
类比系统中探究翻译的真谛。其三，他对翻译类型的阐释采用了雅各
布森的翻译分类方法
，并
“
具体阐发了雅各布森分类中的第一类：语内翻译
”
。其四，他对翻
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发展前景的
描述，
采用了现代数学中的拓扑原理。
可见，
< br>斯坦纳的译学认
知视角呈现出现当代特有的学科性认知特色。
但另一方面，
斯坦纳的
“
现代
”
话语结构并未使
他走向雅各布森、
费道罗夫和威尔斯等人的科学认知之路，
反而将现代翻译理论的话语模
式
解构殆尽了。
主要表现在：
其一，<
/p>
斯坦纳通过对
“
理论
”
范畴的重新反思，
对
“
语言理论
”
和
“
翻
译理论
”
进行了解
构意义上的定位。斯坦纳指出，
“
理论
”
的特性主要在于可预测性、可检验
性和可纠错性，属
“
准确科学
”
和
“
应用科学
”
的范畴
，而哲学、诗学、美学等领域实无
“
理论
”
可言。
故斯坦纳断言：
“对语言的
研究将永远不是一门科学。
”
那么，
作
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
分支的翻译研究，自然也不能成其为科学，而是一种
“
准确的艺术
”
（
exact art
）
。于是，斯坦
纳声称，
“
翻译理论
”
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对翻译问题的探
究，
便自觉转向了对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
因而斯坦纳指
出，
他对
“
翻译四步骤
”
的论述只
是阐释学意义上的
“
对过程的理性描述
”
（
reasoned
descriptions
of
processes
）
。其二，斯坦纳
通过对
“
语言
”
的重新阐释，
对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
“
语言
——
信息
——
交际
”
的语义结构进行
了颠覆性的解构。斯坦纳认为，
“语言与翻译血肉相连，澄清了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也
就澄清了翻译
的本质。
”
因此，
< br>在论及翻译本质之前，
斯坦纳对语言的本质进行了不厌其烦
的阐述，然后一语道破天机：
“
语言从本质上是虚构的，因为
现实是语言的敌人
”
，而
“
语言
又终将摆脱语义的奴役而成为人类的反寇
”<
/p>
。换言之，
“
语言
”
既不等同于
“
信息
”
，也不等同
于
“
交际
”
。这意味着，
“<
/p>
语言
——
信息
—
—
交际
”
之间的内在关联被解构了。语
内信息的理解
与交际尚且如此，那么在语际转换的翻译过程中，追求
“
信息对等
”
和
< br>“
功能对等
”
是徒劳的，
翻译只能是在不同语言间进行“调适”
（
mo
dulation
）的过程。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语言学
派和交
际派翻译理论的搁浅。
此外，
该书所
展示的斯坦纳译学研究的另一独特倾向，
不仅表现在他颇具哲学思辨色彩
的认知方式中（主要表现为同一性与多样性（或求同性与求异性）的认知倾向的统一）
< br>，而
且还表现在将对现代译学问题的后现代解构与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历史性阐
释的有机结
合中。
总之，
斯坦纳不管通
过自身对语言和翻译本质的形而上的剖析，
还是通过对西方翻译
活动和译学研究的历史性考察，
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规范性和
模式化的现代翻译科学的理
论体系已难以独领风骚，
阐释性和描
述性的翻译研究正应运而生。
因此，
他顺理成章地提出
了自己的
“
翻译四步骤说
”
，
并明确宣布，
他对
“
四步骤说
”
的论述并不是
具有科学意义上的规
范性翻译理论，
而只是对翻译过程的理性描
述而已。
可见，
斯坦纳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模
式的阐释性探究，
不仅否定了规范性的翻译模式的存在，
而且也否定了
“
科学的
”
翻译研究模
式的存在。
那么，
翻译活动和译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斯坦纳引进了数学上
“
拓
扑
”
（
topological
）
概念，
认为不管是翻译活动的开展，
还是译学研究模式的建构，
都应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动态
的
“
多元互补
”
。
换言之，
译事之至道，
应
是
“
由直译、
释意、
< br>模仿
（
mimesis
）
、
模拟
（
pasti
che
）
到相同主题的变异
”
等各种译法的应机
“
调适
”
；而译学之正轨，应是兼容科学认知模式的同
时更着意于诗
学阐释的妙谛。
一言以蔽之，
不管是翻译活动，
还是译学研究，
都应求同存异，
一多合一，方能各得其
所，相得益彰。这就是斯坦纳在论译之余推出的
“
文化拓扑结构
说
”
。
质言
之，
斯坦纳是不用解构主义辞藻的解构主义者。
其译学认知方式
，
与其是从现代结
构主义到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过渡，毋宁说是传
统、现代和后现代认知方式的辨证统一。
< br>11
．苏珊·巴斯内特
(
Sus
an Bassnett)
，
《翻译研究》
（
Translation Studies,
1980
）
简介：
巴斯内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
和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其
《翻译研究》
一书的
问世，
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标
志。
该书的理论意义有二：
一、
对翻译
本质和
翻译研究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与重建；
二、
对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新视角的重
新审视。
总之，
该书在文化转向的
“
他者<
/p>
”
视角下，
翻译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应进行
重新的审视，
是西方译界“文化转向”的标志性著作之一。此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
、食人主义、女
性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后现代翻译研究的
“<
/p>
他者
”
视角，都一发而不可收了。
12
．巴塞尔·哈蒂姆（
Basil
Hatim
，生卒年不详）
，伊恩·梅森（
Ian Mason
，生卒年不详）
，
《话语与译者》
（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
1990
）<
/p>
和
《作为交际者的译者》
（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
1997
）
简介：
哈蒂姆和梅森所合著的《话语
与译者》和《作为交际者的译者》两书，与其说是从语言
学角度对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
毋宁说是以翻译研究为契机对其应用语言学理论体系进行阐
释和
补正。
换言之，
该书研究本旨，
实为借
翻译特例探究语言问题，
而非借语言学视角建构
翻译理论。
哈蒂姆和梅森与其说是带有浓厚的语言学研究倾向的翻译理论家，
毋
宁说是借助
翻译研究建构语言理论模式的应用语言学家。
因此，
笔者以为，
此二人以当代著名翻译理论
家之名堂而皇之地加以引进，似有所偏。
尽管如此，
哈蒂姆和梅森对翻译这种
“
语言特例
”
的审视中所展示出的研究倾向，
还是对
我们不无启迪。
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
哈蒂姆和梅森对翻译问题的关注，
首先展示
出由注重认知的客观性向认知的主体性相转变的倾向。
哈蒂姆和梅森认为，
翻译不再被看作
是双语间的毫无创意的语言符号的对换，
而是一个由译者参与的、
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之
中的
交际、传媒、选择和
“
谈判
”
的过程。该认知视角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哈蒂姆和梅森的
认知主体倾向
由西方现代认知主体性的客观性向后现代认知主体性的主观性的转变。其次，
哈蒂姆和梅
森对翻译问题的关注，
也展示了其探究视点的单一性与认知视角的多样性之间的
统一，
换言之，
是求同性认知主体性倾向与求异
性认知主体性倾向的统一。
哈蒂姆和梅森认
为，翻译研究的模式
，已经由机械追求语际的
“
对等
”
（
equivalence
）
，转变为追求社会语境
下的
“
调适
”
（
adequacy
）
。可见，哈蒂姆和梅森开始与斯坦纳不谋而合。再次，哈蒂姆和梅
森对翻译问题的关注中所展示出的译学倾向，
是现代认知倾向与后现
代认知倾向相结合的产
物。从语言学角度关注翻译问题，是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典型标志
；而译学研究的
“
文化转
向
”
，则是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重要特征。而哈蒂姆和梅森对翻译问题的关
注视角，却是
二者的合一，
其具体表现，
在于将单一性的翻译本质认定
（如翻译的交际作用或翻译的媒介
作用）
置于多样的学科背景下予以观照。
这意味着，
其对翻译问题的认知视角，
展示了西方
现代认知
主体性倾向和后现代认知倾向的杂猱。
质言之，
哈蒂姆和梅森对译学问题的探究，
与其说是现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毋宁说
是
语言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转
向
。
13
．罗杰·贝尔（
Roger T.
Bell,
生年不详）
，
《翻译与翻
译过程：
理论与实践》
（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
theory and Pract
ice
，
1991
）
< br>
简介：
贝尔的《翻译与翻译
过程：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发表，奠定了他作为
“
翻译研究的语
言
学派
”
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尔在该书
中旨在通过
“
系统运用当代语言学技术和观点
< br>”
，以求从
模式、意义和记忆的层面对翻译行为进行
“
图表和模型
”
的
语言学阐释。不过，尽管
“
热衷于
图表
和模型
”
的贝尔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认知视角
“
对翻译问题有非常独到的研究
”
，在西方译
界的后现代译学思潮日渐高涨之时，
贝尔执着于语言
学视野而一味以寻求翻译对等的模式和
翻译操作的范式的做法，难免会遭有微词。例如，
纽马克曾道：
“在译者看来，任何关于翻
译过程中的所谓科学的
调查研究，
无论是统计性的还是图表性的
（有些语言学
和翻译理论
家热衷于图表和模型）
，也无论是关于思维的、神经的还是关于大脑的，都
是远离实际而且
毫无价值的。
”
14
．
莫娜
·
贝克
（
Mona Baker
，
生年不详）
，
《换
言之：
翻译教程》
（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
lation
，
1992
）
；
《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意义与应用》
(<
/p>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1993)
简介：
贝
克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在其《换言之：翻译教程》一书中，贝
克采取
了
“
正宗
”
的
语言学视角，追求
“
对等
”
（
equivalence
）的宗旨下对翻译过程
进行了细致
入微的剖析。而在《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意义与应用》一书中，贝克还
借用语料库语
言学的研究法，开始了
“
一种全心的翻译研究途径
”
，以期
“<
/p>
描述翻译的真实面目和性质，揭
示可能存在于翻译真实中的规律，
并为翻译操作提供范式
”
。
不过，
尽管贝克
“
翻译研
究中的
语料库途径是大有可为的
”
，在
后现代译学思潮的
“
他者
”
视野中，贝克的纯语言学的译学主
体性倾向似乎显出了守旧的气象。在中国
，贝克的译学著作也是以语言学理论的身份引进，
在译界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15
．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
生卒年不详）
，<
/p>
《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85
）<
/p>
、
《学科目标：
翻译研究领域的
变迁》
（
Disciplinary
Objectives: the Shifting Groun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5
）
、
《规范与翻
译决定》
（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1996
）
《
翻译的他
者》
、
（
Translation
’
s Other
,
1996
）
、
《系统中的翻译》<
/p>
（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1999
）及
《翻译与规范性》
（
Translation and
Normativity,
1999
）
简介：
赫曼斯西方译界在
“
后现代之后
”
时期的重
要代表人物，
其译学研究的典型倾向有二：
一、
对翻译研究的众多分支进行后现代
“
他者
”
视角的审视的同时，又开始出现了系统整合的倾
向
；
二、
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同时，
又开始了对翻译及翻译研究活动进行规
范化的尝试。
两种译学主体性倾向体现在以上所罗列的译学著作中，
其实质是一致的，
都体
现了赫曼斯的译学研究展示了由
“
后现代译学研究
”
向
“
后现代之后的译学研究
”
的转向。
质言
之，赫曼斯的多元的、系统的、描述性的翻译研究体系的研究取向，特
别是他的
“
多元规范
说
”
提出，并非是对文化转向之后的多元
“
他者
”
认知视角的笼统搜罗，也非是对现代结构主<
/p>
义认知体系的简单归依，
而是对后现代译学认知视角的再度修整。
换言之，
是对现代结构主
义的译学认知
倾向的否定之否定。
但是，
必须指出
，
赫曼斯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建立及其重新对规范的诉求，
固然是
对后现
代翻译研究的矫正，
却依然存留着难以解开的理论症结：
即，
赫曼斯虽然试图将翻译研究的
诸多
领域纳入一个多元系统，
但并未指出该系统的多元要素间的内在关系；
< br>另外，
赫曼斯虽
然在
“
解构一切
”
的后现代认知风潮中又重新开始了对
“
规范
”
的多
元建构，
但也未能指出多元
规范间的统一性。
< br>
二、美国部分
1
．
赫伯特·
托尔曼
（
Herbert Cushing Tolman, 1865-
1923
）
，
《
翻译的艺术》
(
The Art of
Translating
,
1901)
简介：
托尔曼的的
< br>《翻译的艺术》
一书，
从译者职责的探究入手，
对翻译艺术进行了多层面的
审视。
其理论意义在
于：
一、
托尔曼较早地对译者在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翻译过程
中的翻
译主体性倾向进行了综合性审视。
一方面，
在译者如何对原文进行正确理解的探究中，
托尔
曼显
露了倾向于
“
后观式翻译
”
的视角，即
“
从原作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译者
的观点出发
去理解原文
”
的视角。托尔
曼主张，要正确理解原文，译者应
“
完全沉浸
< br>”
于原作的语言、思
想和感情，
“
切不可掺入译者自己的观点
”
。惟有
如此，方可正确传译。另一方面，托尔曼在
如何正确表达的探究中，
依然显露出倾向于
“
后观式翻译
”
的视角。他声称，
正确表达离不开
对原
文的忠实。但托尔曼所指的
“
忠实
”<
/p>
，不仅要
“
译出个别的词、个别的句子<
/p>
”
，而且
“
要译
出原作的整个思想，
特别是译出原作思想的关键所在
”
，
而且
“
必须再现原作所含感情和高雅
之处，同时必须把原作的全部力量移注于译本之
中
”
。可见，托尔曼所追求的忠实，不仅涵
盖了单词、
句子和语篇，
而且还涉及思想、
感情和风格。
换言之，
托尔曼对忠实翻译的关注，
不仅包含了语言学学派的认知视角，
而且也囊括了文艺学派的认知视
角。
二、
托尔曼对翻译
过程中的其他具
体问题，如句子结构、词序安排、词语选择与搭配，等问题，也都进行了阐
述。
质言之，
托尔曼的译学倾向，
实际上是美国实用
主义的认知视角对欧洲感性主义的译学
倾向
（主要是文艺学派译
学倾向）
和理性主义的译学倾向
（主要是语言学派译学倾向）<
/p>
因时
取用的自然表现。
其译学观念中的复
合性特色，
与美国的感性认知思潮和理性认知思潮的同
存共生的
局面是相呼应的。
2
．
尤金·
奈达
（
Eugene Albert Nida, 1914-
）
，
《
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
（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
194-
）
；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
（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
ating,1964
）
；
《翻译理论
与实践》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
）
；
《从一
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 1986
）和《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
角》
(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
nication,1996
)
。
简介：
自上世纪
40
年代到现在，奈达一直活跃在翻译研究领域。
60
多年来，奈达独撰或合
著译学著作
40
多部，发表论文
250
< br>多篇，其译学思想不仅凝缩了美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基本
表征，
而且也折射出西方译学的历史传统。
奈达具有代表性的译学著作主要有以上五部，<
/p>
因
其在文化视野下的互相关联的关系，
故
一并论之。
统言之，
奈达在以上著述中所展示的译学
研究视角的转换，
体现了与西方现当代文化嬗变的密切对应。
首先，
在奈达译学研究的初期
阶段，即
20
世纪
40-50
年代，
奈达《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一文的发表，表明奈达开始
通过
“
语言素材的搜集和分析
”
，从而
“
对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翻译程序进行了结构层面的分
析
”
。这本是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行
为主义语言学）的认知倾向。可见，
奈达早期的译学主体性倾向，
其实是对
“
布龙菲尔德时代
”
的认知理路的直接承袭（此外，
奈
达在该时期
的译学研究中还受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影响较大）
。奈达在该阶段的译学研究
展示了明确的语言学认知视角，故称之为奈达译学研究的
“
语言学阶段
”
。其次，
20
世纪
60
年代，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
》及《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译学论著的面世，表明奈达开始
“
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
”
的多
重视角对
“
翻译的要素
”
及
“
翻译实践中所用的程序
”
进行
“
科学的
”
描写与分析，
以探究翻译原则与程序上的规范性。
但
是，奈达
并未理
直气
壮
地固守
“
翻
译即科
学
”
的观点
，随着
他的
“
动态
对等
”
（
dynamic <
/p>
equivalence
）及
“
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
valence)
理论的提出，他逐渐走上一条左右逢源的
折中
之路。
故该阶段被称之为
“
翻译科学说
与翻译交际说阶段
”
。
再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随着他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和《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发表，标志
着奈
达在对当代翻译问题的审视中，已从
70
< br>年代的语义学视角，逐步转向了社会语言学和社会
符号学的视角。
故该阶段被称之为
“
社会符号学阶段
< br>”
。
总之，
在长达
6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奈达的译学研究视角，经历
了语言学、人类学、语义学、通讯工程学、社会符号学甚至文化
学视角的一系列嬗变，<
/p>
恰与西方认知文化主体性的演化遥相呼应，
或者说，
奈达译学探究视
角的嬗变，
本来就是受西方认知文化
主体性倾向演化制约的结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
说奈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译学研究尚带有明显的现代科学主义的认知倾向，那么自
80
年代以来，奈达对语言的社会符号意义及文化背景的关注，则逐渐产生了后现代
认知主
体性中的
“
他者
”
因素。换言之，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
60
多年来，奈达的译学主体性倾向
不仅存在着对科技文化的认知模式的滞后性继承，<
/p>
而且也存在着对西方幻灭文化的解构主义
认知模式的滞后性转向。
另外，奈达的译学倾向也是与美国特有的民族认知传统息息相
关。美国
“
有用即真理
”
的实用主义认知传统及
“
熔炉
”
（
Melting Pan
）般的
开放性社会文化格局，导致了美国注定要
形成兼收并蓄的认知倾向。
而该倾向自然也体现在奈达的译学研究中。
主要表现在：
一
方面，
奈达在译学研究中，采取了
“
求
异
”
与
“
求同
”
相结合的认知倾向。例如，奈达在对各种不同语
言的早期考察中，不仅注意到各类语言的差异，而且还把该语言差异
“
当作相同本质的不同
现象来加以描写
”
。这意味着，奈达不仅以
“
求异性
”
的认知视角关注语言材料，而且以
“
求同
性
”
的视角审视其<
/p>
“
相同本质
”
。
这一综合性的认知倾向，既包含了歌德、荷尔德林和本雅明
的
“
求同性
”
认知倾向，
< br>也包含了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
“
求异性
< br>”
认知倾向，
与乔姆斯基对语言
的
“
表层结构
”
和
“
深层结构
”
的划分中所展示的综合认知倾向相得益彰，
只是奈达的这种认知
倾向的表露比乔姆斯基略早几年而已。
另一方面，
奈达对翻
译本质的认定也是对西方翻译观
的综合表达。奈达认为，
“
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一种技巧，还是一门科学
”
< br>，而且还是一种
“
技术
”(te
chnique/technology)
。
“
翻译艺术观
”
最早见于罗马西塞罗的论述，
由英国的德莱顿明
确提出；
“
翻译科学观
”
最早见于罗马奥古斯丁的论述，由德国人威尔
斯
“
理直气壮地
”
提出；
而
“
翻译技巧观
”
最早见于意大利人但丁的论述，
在其同胞克罗齐
的译论中又进一步深化；
而
将三者融为一体的人，
却是法国翻译理论家马鲁佐。
而奈达的翻译观不仅包容了马鲁佐的
“
科
学、艺术、技巧
”<
/p>
综合观，而且还提出了颇具美国文化特色的
“
翻译技术观
”
，反映了美国社
会的
技术性因素对译学主体认知倾向的影响。
质言之，
奈达的翻译观
中所展示出的译学主体
性倾向，
不仅象马鲁佐的译学主体性倾向
一样，
是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译学主体性倾向、
德国
理性主义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和意大利直觉主义的译学主体性倾向综合吸收的产物，
而且也是
美国技术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另外，奈达将翻译分为两类：
“
形式对等的翻译
”
（
A
translation of formal equi
valence
）
和
“
动态对等的翻译
”
（
A
translation of dynamic equivalence
）
，
其中，从奈达对两种翻译的描述中不难看出，
“
形式对等的翻译
”
，与西方
“
准确直译
”
的翻译
传统一脉相承，其根源在于奥古斯丁
“
（
《圣经》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
”
的直译说；而
“
动态
对
等的翻译
”
，
则与西方
“
准确意译
”
的翻译传统表里
相通，
其根源在于西塞罗主张
“
演说家
式
的翻译
”
的意译说。可见，奈达对翻
译种类的两大区分，实际是对西方两大翻译传统的兼收
并蓄。这表明，奈达在对翻译活动
（特别是《圣经》翻译活动）的审视中，也采取了综合性
的认知视角。
< br>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奈达的译学倾向也是其自身认知主
体性倾向发展的结果。
主要表现
在：
一
、
奈达译学研究早期，
主要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的认
知视角审视翻译问题，
这是因为该时期的奈达
“
受到的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训练
”
。
二、
奈达译学研究中关注的
重点是《圣经》的翻译问
题，不仅其翻译研究实例几乎皆取自《圣经》
，其译学建树也多由
《圣经》
翻译研究领域产生，
这是因为奈达长期供职于美国圣
经公会翻译部，
其工作往往出
自圣经公会的指令，因此，奈达<
/p>
40
多年来的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就是
“
语言
”
和
“
宗教
”
。三、奈达从
“
对等
”
的角度关注
翻译问题，是奈达从语言学认知视角进行
“
科学的
”
描写和分析、
以对翻译的原则与程序进行
“
规范性
”
研究的结果
（从
“
对等
”
的角度探究翻译问
题的认知倾向亦可从白勒克
< br>[Belloc]
、
费道罗夫和雅克布逊的译学理论著述
中看出）
，
也是与
奈达所受到的语言科
学的训练息息相关的。
四、
奈达从交际理论的角度关注翻译问题
，
也是
奈达的学术训练与工作宗旨相结合的结果。
教会的使命就是把上帝的福音下达给信众，
把信
众的
祈求上传给上帝，
这首先表现为一种交际；
而
< br>《圣经》
翻译则是完成这一交际的必要途
径，因此，在奈
达眼里，不仅《圣经》翻译是神人之间的交际，而且扩而大之，翻译本身也
自然是一种交
际了。可见，其研究视角与其认知的立足点是紧密相连的。五、奈达对
“
动态
对等
”
或
“
功能对等
”
的翻译的提倡，
也是受自身的社会文化地位制约的。在奈达对翻译作出
两种划分（即
“
形式对等的翻译
”
和
“
动态对等的翻译
”
）之
后，奈达有理有据地指出，
“?
动态
对
等的翻译
?
要优先于
?
形式对等的翻译
?
。
” “<
/p>
形式对等的翻译
”
的翻译，本起源于奥古
斯丁所
提倡的
“
以词为单位
”
的直译，后演化成德国
“
准确直译
”
的翻译传统；而
“
动态对等的翻译
”
，
本与古罗马宗教翻译家哲罗姆的
“
尽量直译、必要时意译
”
的《圣经》翻译原则相应，也与
18
世纪英国宗教翻译家坎贝尔提倡
“
对等翻译<
/p>
”
的《圣经》翻译
“
三原则
”
契合，经泰特勒
“
三
原则
”
渲染，汇入
了英国
“
准确意译
”
< br>的翻译传统。可见，奈达对
“
动态对等的翻译
”
的侧重，
实际上体现了美国文化对英国文化源流
的一脉相承，
而奈达只是顺水行舟而已。
最后，
奈达
的
“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
”
的提出，
也是又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
境影响的结果。
奈达在提出
“
动
态对等
”
的翻译原则之后，
< br>在上世纪
70
年代，
又进一步对
“
动态对等的翻译
”
< br>进行了语义学角
度的阐释，提出了
“
翻译即译意
”
（
Translat
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
）的主张
,
这无疑滑
入了
重意而轻形的偏颇，自然会给他人的攻讦留下了话柄。于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
他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及《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两部论译专著的发表，
奈达又成功地借助社会符号学
理论纠正了自己译学理论中的偏颇。
由此可见，
奈达的翻译理<
/p>
论的发展取向，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体性倾向。
< br>总之，
通过以上探究可看出，
奈达的译学主体性倾向不仅
反映了西方认知文化主体性的
时代性演变，
而且也显示了美国实
用主义的地域性认知倾向对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
的认知主体性倾向的料理调和，
而且还展示了奈达将翻译问题、
宗教信念与科学方法合为一
体的个人特色，
带有浓厚的新托马斯主义的认知倾向。
可见，
奈达的译学主体性倾向，
全息
着历史的传统，
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交汇着社会的融合
，
见证着宗教的变迁。
西方其他翻译
理
论家的译学主体性倾向中固然也体现出此种特色，但无人堪与奈达匹敌。
但是，
奈达的译学主体性固然出现了变通古今、
融会
神人的倾向，
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不断碰撞求索的历
程。在奈达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语言学阶段）
，奈达固然追随
着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语言学和萨皮尔的人类学走向了
“
< br>科学地
”
探究翻译问
题的理性道
路，但是，英美血脉相连的文化底蕴却让奈达无法躲开英国的译学传统，于是，
在对
“
动态对等
”
的偏
爱里，
奈达自然回归了以坎贝尔和泰特勒为代表的追求
“
准确意译
”
的英
式译
学主体性传统，
从奈达对译本的要求可完全看出奈达的这一倾向。
因此，
奈达不仅未能
理直气壮地信守
“
翻译是科学
”
的观点，而且还一度滑
入了重意轻形的极端，并断言
“
归根到
底，翻译是艺术
”
，故而招致了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的指责。
质言之，威尔斯对奈达的指
责，
不过是欧陆理性主义的认知思潮
对奈达的经验主义的认知倾向的反制罢了。
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奈达的
“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
/p>
”
的提出，主张翻译既重语义，又重形式，同时，
奈达还强调翻译应是科学、
艺术、
技巧和技术的四合一
，
这表面上看是对威尔斯的妥协，
实
际
上揭示了奈达在美国实用主义的认知架构下对西方两大文化思潮和译学传统的协调融会
而
已。
从中国传统的译学视角来看，奈达固然也承认译事之难，
且其崇尚
“
动态对等
”
或
“
功能
对等
”
的翻译原则中也不乏既
“
信
”
而
“
达
”
之意，但是，必须注意，奈达的交际性翻译原则不
“
雅
”
反
“
俗
”
，从奈达对译者提出的四项
基本翻译要求中可一览无余。但必须指出，奈达所追
求的
“
俗
”
并非
“
粗俗
”
或
“
低俗
”
，而是口语化的
“
通俗
”
。这既与西语的口语化特征有
关，又与
将上帝福音传至芸芸众生的教旨有关。
因此，
若用严复式的口吻将奈达的译学真谛一言以蔽
之，可谓：
“
译事三难：信、达、俗。
”
3
．
罗曼·
雅可布森
（
Roman Jakobs
on,1896-1982
）
，
《论翻
译的语言学问题》
（
On Lingu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