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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主要思想
关
于孔子思想的实质与核心问题，
学界曾进行过多次争论，
但迄今
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和观点。蔡尚思先生在
60
年代曾撰文认为，
“孔学主要是礼学”
，
80
年代初在他的《孔
子思想体系》中又明确提
出“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
。匡亚明先生则认为，
“仁”是
孔子
的哲学，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教育学说，一句话，是他的全部博大庞
杂的思
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
（见匡亚明著《孔子评传
》
，第
192
页，齐鲁书社
1985
年版）
也有人提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实
质和核心（见郭碧波《孔子思想核心再认识》
，载《哲学
研究》
1985
年第
9
期）
，还有人认为“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笔者认为，中庸或忠恕
在孔子思想中一般是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的，
因而，
不可能成为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
而
“仁”
< br>和“礼”虽然都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并不足以构成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
心，
因为孔子评价
“仁”
和
“礼”
的标准是以治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
也就是
“行”
。
“行”是孔子思想
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孔子方法论的根本。
一、
“仁”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评价“仁”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
“行”
）
我们认为，
“仁”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众所周知，孔子的整个思
想体系说到底就是教人如何成君子、做圣人，以便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孔子
建立了一套由许多环节和要素构成的伦理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
比较低级的环节有
“动容貌”
、
“
正颜色”
、
“出辞气”
（
《论语?泰伯》
，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
，因
为严肃自己的容貌
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
端正自己的脸
色就容易使人相信；
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
声调，就可以避免
鄙陋、粗野和错误。比较高级的一些修养环节和要素则有：
“知”
、
“勇”
、
“恭”
< br>、
“宽”
、
“惠”
、
“敏”
、
“信”
、
“慎”
、
“直”等。
更为高级的修养环节则有：
“艺”
、
“
德”
、
“道”
、
“天命”
、
“礼”
、
“仁”等。最高的修养环节则是“圣”
。可见，
“仁”
只是孔子伦理思
想中的一个环节和方面。孔子曾说过：
“君子道
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
者不惧。
”
（
《宪问》
）
在这里<
/p>
“仁”
、
“知”
、
“勇”
都是做君子的条件，
做到了这
三点就可以
“不
忧”
、
“不惑”
、
“不惧”
。
但是，
当司马牛问君子时，
孔子只是简单地说
“不忧不惧”
。
（
《颜渊》
）
同样是问君子，
为什么
会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呢？这是因为孔子在教学上特别注重
“因材施教”
< br>的方法，
因而当他在教导自己的弟子如何修身做人时，
对
于不同弟子所提出的同一问题，
可
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也许在孔
子看来，司马牛是“知”的，而在“仁”与“勇”上或许还差
了一点，因而就对“知”这
一环节略而不谈，只是有针对性地说：
“不忧不惧。
”应当注意
的
是，
这里的
“仁”
< br>只是成为君子的一个条件，
是孔子修养论中的一个环节。
在
《述而》
篇中，
孔子又说：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 br>游于艺。
”
也是把
“仁”
当作修养的一个环节和要素。
在同一篇中孔子又说：
< br>“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
这里
“仁”
、
“圣”
对举，
显然，
二者都是孔子思想中的极高境
界，
要不然怎么连孔子都说
“则
吾岂敢
”
呢？即便如此，
它们也都只是其修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要素。
《周礼?大司徒》
言六德：
“知”
、
“仁”
、
“圣”
、
“义”
、
“忠”
、
“和”
< br>，也是把“仁”与“圣”作为儒家修养思想
的一个环节。
然而，与“仁”相比，
“圣”是更高的修养环节和层次，它是孔
子伦理思想的最高范畴。
因为子贡曾经问孔子：
“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
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
（
《雍也》
）这
哪仅仅是仁啊！一定是圣了。可见，
“圣”是
较“仁”为高的一
种修养境界。所以，我们认为，
“仁”只是孔子思想体系诸要素、诸环节
中的一个，它不是什么最高境界，也谈不上是什么思想体系的核心。
尤有可言者，与“仁”
、
“圣”等范畴相比，<
/p>
“行”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更为根本和关键的
地位，它是孔子评价“
仁”与“不仁”的标准。众所周知，孔子从不轻许人以“仁”
，连他
最得意的弟子颜回，
他也只是说：
“其心三月不违仁”
，其他弟子则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矣”
。
（
《雍也》
）可是，单单那个人家杀了他辅佐的公子，而他又厚着
脸皮去做了人家的“相”的
既不知“礼”而又“器小”
、
“不俭”的管仲，却被孔子称作“仁”
。对此诸家有各种不同的
解说。匡亚明先生认为，这说明了“仁”和“礼”有分离的情况：既然管氏有“三归”
、
“有
反坫”
，且其“
官事不摄”而又“器小”
、
“不俭”
，
可谓严重地不知“礼”
，然孔子仍赞叹说：
“如其仁！如其仁！
”
（
《宪问》
）
“权衡轻重”
，无疑“仁”是在“礼”之上的。
（见匡亚明：
《孔子评传》
，第
197
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仁”与“礼”相分离、
相矛盾的情况，在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存在的，但是由此便权衡出“仁”在“礼”之上的
结论，则是牵强的。
那么，
违礼的管仲何以如此被孔子所器重并
许之以
“仁”
呢？事实上，只要我们明白了孔子
谈“仁”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
“行”
）
，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对这一问题，连子路
也曾迷惑过，他问孔子：
齐桓小白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纠的师傅召忽自杀以报纠，但是，
他的另一个师傅管仲不
但活着，反而还去当了人家的“相”
，这能算作是“仁”吧？孔子解
释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
（
《宪问》
）齐桓公多次<
/p>
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管仲之“仁”正是体现在这一治国安
民的实效当中，而这一点正是孔子评价一个人“仁”与不“仁”的关键。对于管仲之“仁
”
，
子贡也感到迷惑，孔子又为其解惑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p>
”
（
《宪问》
）
可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称作“仁”
，是因为他对上
辅佐桓公称
霸诸侯，
使天下得以匡正；
对下使人民百姓至于今仍蒙受其好处
。
如果没有管仲
的话，
我们都已经披头
散发，
沦落为衣襟向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
因此，
只要能
“行”
得好，
“行”
得国治天下平，至于是否合“礼”
，就是次要的事情了。这里的要害和关键是“行”
。
二、
“礼”不
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评价“礼”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
“行”
）
孔子谈“礼”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伦
理意义上的“礼”
，第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礼”
。
政治学意义上的
“礼”
是
孔子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略和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
孔子讲：
“为国以礼。
”
（
《先进》
）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
（
《里仁》
）很清楚，
“礼”在这里为治国的手段。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
这又有什么困难
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
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可见
“
礼”
在治国
中的作用。所以，他又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
”
（
《为政》
）
“政”
、
“刑”
、
“德”
、
“礼”都是治国的手段，但“政”与“
刑”是下等
的为国之策，
“德”
与
“礼”
则是上等的为国之策。
正是在这一意
义上，
孔子又说：
“上好礼，
则民易使
也。
”
（
《宪问》
）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
（
《子路》
）
伦理学意义上的“礼”
，在孔子那里首先是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其次还是孔子伦<
/p>
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和要素。作为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礼”与“仁”相比，具有自己鲜
明的个性。如果说
“仁”是从个体出发、
由内而外的一种修养方式的话，那么，
“礼”
则
“自
外作”
（
《礼记?乐记
》
）
，是由外而内的一种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修养方式，因此，<
/p>
《礼记》云：
“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
（
《祭义》
）
“礼所以修外也。
”
（
《文王世事》<
/p>
）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
“礼”
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
中的一个环
节、一个要素。孔子说过：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
”
（
《尧曰》
）这里的“知命”
、
“知
礼”
、
“知言”
，都是孔子伦理思想体
系中的环节和要素，而
“礼”仅是其中之一个。
《礼记?经解》
载孔子的言论说：
“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
/p>
广博易良，
乐教也；
洁静精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
礼教也；
< br>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
”
《礼记
》中所载孔子言论是否确实我们可暂且不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礼记》中，
“礼
”也是教人修身诸条目中的一条。孔子还对他的儿子伯鱼说：
“不学诗，无以言”
，
“不
学礼，无以立。
”
（
《季氏》
）他在回答弟子子贡提
出的问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时说：
“未若贫而乐
，富而好礼者也。
”
（
《学而》
）在“仁”的方面孔子自认弗如的颜回曾说：
“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
文，约我以礼。
”
（
《子罕》
）
。凡此等等，都表明“礼”在孔子那里
仅仅是
为人立世、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
尤有可言者，无论是政治学
意义上的“礼”
，还是伦理意义上的“礼”
，在孔子思想中都<
/p>
不居有核心地位，因为孔子谈“礼”的最终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孔子不是书生，他
不像后世的一些“小人儒”那样，为“礼”而“礼”
，孔子于“
礼”是取其实效，带有明显
的“行”的特点。鲁人林放曾经就“礼之本”问教于孔子，孔
子高兴地说：
“大哉此问！
”接
着便回
答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
（
《八佾》
）
《礼记
?檀弓上》也
有一段话，与此可互相印证，其云：
“子路曰：吾
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
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可见，
孔子于“礼”皆取其
实效，而不拘泥于外表的繁文琐节。
《论语?阳货》篇中记载
了两个故事，也说明了孔子谈“礼”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
实践（
“行”
）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公山弗扰盘据在费邑图谋造
反，叫孔子去做官。孔子虽
然觉得到叛乱分子那里去做事是严重地违“礼”
，可是由于他以治国安民为己任，因而还是
准备去。子路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
：
“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回答说：
“夫
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在孔子看来，根
本的问题不在于形式上
是否符合礼仪，
而在于能否实践自己的政
治理想。
因此，
他就顾不得计较公山弗扰的叛乱是
否合“礼”
，而只是一心想着到人家那里去推行自己的学说。第二个故事说的
是另一个叛乱
分子晋国的佛ｘī＠①也曾召过孔子。
孔子明知佛
ｘī＠①违
“礼”
背
“善”
，
自己若入于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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