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

《普通语言学教程》

）

索绪尔的这个论断，< /p>

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

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

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

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

其区

别只在于 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

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

进中 ，

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

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

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当汉 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

了变化，

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 符。

如“寺”原从“又”

（表主持）

，

后改从“寸”（表法度）

；“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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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

成 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

如“辟”

转为“避”、“僻”、“嬖” ，“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

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

3

、从早期形声字

的来源看，

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

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

其表意体系的结果。

如“考”为加“老”而成，

“祝” 为加“示”而

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

“逃”与“迢”，

“鹄”与“鹘”，

“没”、

“漠”与“沫”，

等等。

由此可见，汉 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

《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

< br>《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

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 和写字。

《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

和写字两大问题。

由于许慎博学多能，

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 ，

全面考察，

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

以至于引起后

来学者浓厚的兴趣，

并据此而作 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

把它看成一部

文字学的专著。

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

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

“小学”才上升为考 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

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

可或缺的工具， 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

字”，当 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

文字；

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

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

词。

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

且云“厥意可得而说”。

因此，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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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 心目中

“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

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 ，

也造就了

“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 对象是秦代规范

过的小篆，

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 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

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 的

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

许慎所谓“作书”，

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

个书面形 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

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 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

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 感知。在汉字初创

时期，

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 称的意义内容上，

即用

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 的。但是，作为“造字”的

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

因 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

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

，音节的有限必

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 脱这种困扰，先

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

从着眼于词的语 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

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

在汉字构形上，

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

根据这种构形

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

“六书”作 为构形方式，

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

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 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