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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
1842
―
1949
摘要：
本文以各种史料为基础，
对建国前
《聊
斋志异》
的百年英译历程做历时性描述研究，同时从共时的维度宏观
分析翟理斯译本出现前后的两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并从深层
接受心理的维度诠释
《聊斋》
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
作
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
《聊斋》在英语语境中的
经典化
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
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
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
反思。
关键词
：聊斋志异；英语世界；翟理斯；东方主义；中
国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聊斋志异》
（以下简称
《聊斋》
）
不仅在国内
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在海外也久负盛名，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
< br>与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
《聊斋》的翻译语
种最多，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的一
部，截至
< br>2013
年底已有日、英、俄、德、法、韩、西班牙、
意
大利、捷克、越南、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荷兰、挪
威、瑞典、塔吉克、丹麦、蒙古
、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吉
尔吉斯、朝鲜、拉脱维亚、白俄罗斯、马来文等
20
多个语
种的译本。其传播之广，读者之众，堪称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
成功典范。在众多的外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达近
20
种，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聊斋》在
英语世界的
译介之旅、接受过程及其经典化的深层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
< br>入研究与探讨。
国内学界对《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已经给予
了一定关注，如王丽娜于
1988
年出版的《
中国古典小说戏
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以四十二页的篇幅专节介绍了《聊斋》
在国外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其中关于《聊斋》在英语世界传
播状况的资料有<
/p>
7
页。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的关于《聊斋》外
译的研究。此外，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
年第
3
期上刊登
了何敏的《
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
，
《外国语文》
2009
年第
5
期上刊登了
李海军的
《追随蒲松龄的足迹――
〈聊
斋志异〉英译概述》
，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单篇译文和（节）
译本
两个角度分别评述《聊斋》的英译历程。三位学者的研
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
《聊斋》
的译本情况，
为研究者了解
《聊
斋》的译介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随着中国古典文学
译介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应该更深入探讨《聊斋》英译历
程中译入语国家主流
意识形态、诗学范式以及赞助人等影响
译本接受的超文本因素，找出《聊斋》被广泛接受
并经典化
的深层原因，从而为我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献计献策，是当务
之急。鉴于
1949
年前《聊斋》的英译在译介模式、译者
身
份、意识形态、传播路径以及译本接受上都迥异于建国后的
译
介。本文主要就建国前一百余年的翻译活动进行评述，从
历时性的角度纵向考察建国前《
聊斋》的英译历程，以
1880
年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
1845-1
935
）的首个《聊斋》
节译本的出现为界，将这一长达百年的
译介过程分为两个时
期；同时，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在评述个体译文（本）的基
础上对《聊斋》英译历程进行宏观观照，分析各个时期译介
的总体特征，
总结《聊斋》在英语世界获得接受的经验，为
当下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与
参考。
一、始于歧见，但终成贡献（
1842-1879
）
1842
年到
1880
年的近四十年是《聊斋》在英语世界传
播的第一阶段
。虽然《聊斋》早在
1768
年的昭和时代就传
入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后不久也传入朝鲜，对两国的文学
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但由于日本与朝鲜同属汉字文化
圈，两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汉学功底深厚，具备无障碍
阅读汉
语原文的能力，
因此日朝两国迟迟没有出现
《聊斋》
的译本，
反而是与中国语言文化差别悬殊的
英语世界最先出现了《聊
斋》的译介。
这一阶
段始于
1842
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
1812-1884
）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Kar
l Gutzlaff
，
1803-1851
< br>）
分别向英语世界介绍了
《聊斋》
，
讫于
1880
年翟
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的
首个《聊斋》节译本问世。关
于《聊斋》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学界至今仍存有不同说
法。王丽娜于
1988
年出版的《中国
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
外》一书中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
卫三畏。
他的两篇英译文
《种梨》
和
《骂鸭》
，
收录在他<
/p>
1848
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总论》
（
The Middle Kingdom
，
1848
）
的第一卷中”
[1] 214
。
此说法长期以来被广
泛接受，
但近年
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燕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
学研究中
心的顾钧等学者提出了商榷的意见。
王燕在
2008
年第
2
期的
《明清小说研究》
上发表了
《试
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一文，认为德国传教士
郭实
腊第一次将
《聊斋》
介绍到西方。
据王
燕考证，
1842
年，
英文月刊
《中国丛报》
（
Chinese Repos
itory
）
第十一卷第四期
上发表了
名为“
Extraordinary Legends of the Taoists
”
（
《道家
之
非凡传奇》
）的评介文章，把《聊斋》归为宣传“异教信
仰”的
宗教读物。除了介绍《聊斋》外，这篇文章还简要讲
述了其中九则故事的情节，分别为：
《祝翁》
、
《张诚》
< br>、
《曾
友于》
、
《续黄粱》
、
《瞳人语》
、<
/p>
《宫梦弼》
、
《章阿端》
、
《云萝
公主》
、
《武孝廉》
。作者未署名，只说是某通讯员评论
（
reviewed by a correspondent
）
。经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
教授韩南（
Patrick Hanan
，
1927-2014
）考证，郭实腊在《中
国丛报》
上发表了
“关于
《聊斋志异》
的阐述性文字”
[2]
80
，
“郭实猎
①
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聊
斋志异》的
阐述性文字”
[2] 8
0
。王燕据此推论郭实腊应是本文作者。
王燕还将郭实腊的评介
译为汉语，题为《
〈聊斋志异〉西传
第一文》
< br>，发表在
2007
年第
2
期的《蒲松龄研究》上。
顾钧则对王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他于
《明清小说研究》
2012
年第
3
期上发表
《也
说
〈聊斋志异〉
在西方的最早译介》
，
认为
1842
年卫三畏在澳门出版的<
/p>
《拾级大成》
（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
1842
）中包含的三篇《聊斋》故事译文应被视为
是《聊
斋》西入英语世界的首次尝试。基于新发现的文献资
料，顾钧否定了王丽娜认为卫三畏于
1848
年在《中国总论》
中首次译介
《聊斋》的说法。
《拾级大成》是卫三畏于
1842
年编订的汉语学习教材。
在文选部分，
卫三畏选择
了三篇
《聊
斋》的故事，分别是《种梨》
、
《曹操冢》和《骂鸭》
。
1848
年，
卫三畏出版了汉学著作
《中国总论
》
，
在第二十三章
“雅
文学部分”介绍了《聊斋》
，并附录了《种梨》和《骂鸭》
两则故事的英译文。除了在《拾级大成》和《中国总论》中
收录
《聊斋》
的故事译文外，
1849
年卫三畏还在
《中国丛报》
第十八卷第八期上发表了《商三官》
的译文。①
这
一时期
是《聊斋》在英语世界走向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其中
翟理斯的译本功不可没。
翟译本收录了
164
篇
《
聊斋》
故事，
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聊斋》节译本，
“其后数度重刊，更
兼转译欧洲诸文，于西方代表蒲松龄百年之久”
[9] xxxii
，
< br>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译本。首先，翟
理斯把《聊斋》当作严
肃的文学作品看待。翟理斯对蒲松龄
和《聊斋》的极度推崇，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
即可见
一斑。翟理斯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
< br>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1901
）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首部从历史发展
上系
统阐述中国文学源流传承的著作
①
。全书
4
46
页，仅专项
介绍蒲松龄与《聊斋》的篇幅就达
20
页之多，而介绍李白
和杜甫的内容加起来不过<
/p>
6
页。他在书中说，
“观满清一朝
文学肇始，实在一志异之人”
[10]
338
。
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与渊博学识也推崇备至，
“文尽简约，几无一可删略之词”
。他说：
“观
满清一朝文学
肇始，实在一志异之人。
”
[10] 338
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
< br>风格与渊博学识也推崇备至。
“文尽简约，几无一可删略之
词，且词工新意，妙处横生，非文章宗匠如蒲松龄者不可为
也；文尚用典，经典引据含
千年之辞文诗赋，且隐喻甚丰，
广饰修辞，唯卡莱尔可与相媲。其文精润纯雅，中国文士
皆
引以为宗……”
[11]
xxiii
，
将蒲松龄与
19
世纪的英国文体
大家卡莱尔
（
Thomas Carlyle
）
相提并论，
足见翟理斯对蒲松
龄的推崇。选译《聊斋》中他认为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篇
章译
为英语，也是由翟理斯对蒲松龄的敬仰所促成。
其次，
翟理斯翻译《聊斋》的目的是介绍中国的风土人
情和社会生活，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这
在
19
世纪中国面
临西方侵略瓜分时是
极为难能可贵的。翟理斯在序言中表达
了自己翻译的初衷：
“增
我人民之见闻，使中华帝国礼仪风
俗闻诸英伦。
”
[11] xxii
为此，仅在译书书名的选择
上，翟
理斯就用心良苦。他先后否定了卫三畏的“
Pastim
es of the
Study
”和梅辉立的“
The
Records of Marvels
，
or Tales
of
Genii
”
，认为两者只着眼
于鬼神精怪而忽略了《聊斋》的文
学性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太过狭隘，
不适合作为书名。
最后他敲定书名为“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
。
翟理斯在译序中说，
“<
/p>
‘聊’
字韵义甚广，
实不可译，
窃以
‘中
国’代之，此亦可表此书之要旨也”<
/p>
[11] xx
。书名中重点
突出了原书名中并没有的“中国”
，足见翟理斯认为译书是
为了增进英国读者对中国的认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背景文
化，翟理斯在译
文后添加不少译注，每篇后几条至十几条不
等，有不少译注对译文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各
方面进行了细
致的描摹。这些注释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丹方风
水之术，
葬丧婚娶之礼，不老长生之药，龙蛇狐怪之崇”
[11] xxii
都
在其内。翟理斯
译注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证。
有时他援引西方学术著作对原文涉及的问题作
补正或将西
方的文学作品相互印证。如在《画壁》的一文中，翟理斯将
< br>朱孝廉飞升入壁和在英国妇孺皆知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记》
的场景作对比，很容易
唤起英语世界读者的文化认同感，给
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翟理斯的译本出版之后风靡英语世界，拥趸众多，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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