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于《桃花源记》的揭示

2021年2月28日发(作者：北土城)

陈寅恪于《桃花源记》的揭示

作者：壶公评论

发表日期：

2010-7-8

陈寅恪不是社会主义者，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陈寅恪也不会相信乌托邦 ，

如果存有乌托邦思想，自然也就和共产主义思想沾边了。其实陶渊明也不会相

信乌托邦，硬要把生活在

4-5

世纪之交的陶渊 明写的《桃花源记》说成是中国

人的乌托邦，实在是全盘西化论者怪诞的想法。不过，在 近代中国，能够证明

这个怪诞的只有陈寅恪，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中的这一节 ，对于中

国人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惘然应该有解惑的意义。

(

一

)

“乌托邦”与“桃花源”是两个概念

准确地说，乌托邦是基督教教义的 产物。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基

督教教义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伏尔泰的《黄金国 》则是中世纪之余启蒙思想

者们对基督教原教义的回归。

在

《黄金国》

中，

伏尔泰幻想有这样的一个国 度，

人人都是教士，人人都爱读书。伏尔泰之后，盎格鲁

-

萨克逊文明中的托马斯

-

莫尔有一个

“空想的国家”――乌托邦的构想，在那里人人平等，选举民主。< /p>

三人一脉相承，三书同源同文，都在阐述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和人民。。

< br>(

壶

公评论

)

但是《桃花源记》是属于中国文化 的。说出自己的理想，在中国文化史上

不乏其人，例如庄子。比较典型的续庄子之后者即 陶渊明，韩愈等等，文章如

《桃花源记》、《送李愿归盘谷序》。南北朝时期与中唐时期 的中国是政治纷

乱的时期，却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直接酝酿了道学和理学的发生， 展开

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至于今。

这一时期思想的开放与沉迷 在中世纪的欧洲的

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

陶渊明是道家中的书生，却也是儒 家中的隐士，准确地说是两种学说矛盾

性的统一，既有“性本爱丘山”也有“猛志逸四海 ”。《桃花源记》与乌托邦

不一样，不是基督教教义的产物，而是中国道、儒文化的产物 。文章有三个重

要的特点：

1

、对大自然的珍爱，文如“忽逢桃 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一个绝美景象

;

2

、对自然社会的赞美，文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阡陌 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好一 个本然平和生活的氛围

;

3

、对隐士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官僚政治的逃避，文如“问今是何世， 乃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陶渊明在晚年皈归佛学的白居易那里得到高度的崇敬，在唐、 宋间的道学

和理学派系中得到高度的赞誉，不是偶然的。中国仕子生活在官僚文化中，却

又对官僚文化深恶痛绝，于是产生了种种逃离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最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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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于宋代五子，他们抛弃了世俗的权威与权势，把一切归结于一个高度抽象

的“理”――人人必须遵守，而人人不能操控的“理”。

道、理学之肇始者是韩愈，韩愈的 《送李愿归盘谷序》述说的也是道家的

隐逸和儒家的仁义，实质上阐述的是道学和后来理 学的本义。

文中，韩愈首先对大自然形态的生存环境充满赞美，他写到：“穷居而野

处，升高而 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

;

钓于水 ，

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

次之，他对道家在信念上的纯粹的追求充满敬仰，他写到：“ 与其有誉于

前，孰若无毁于其后

;

与其 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

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 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 /p>

再之，他对仁义不张的官僚生态充满厌恶，他写到：“伺候于公卿之门，

< br>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

戮， 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

”

韩愈《送李 愿归盘谷序》与《桃花源记》――更远一些是与《庄子》，是

一脉相承的。关于传承的特 性，与《理想国》、《黄金国》、《乌托邦》之间

的联系是完全相同的，

或者说这是两条不同的、

完整的路径。

关于

< p>
《桃花源记》

与《乌托邦》的同异，并不以两个文章论同异，而是以两种文 化论同异。

(

二

)

探幽桃花源

陈寅恪的性格中很有陶 渊明的特色，

当然他不能够如同陶渊明的飘逸――

他是时代的担 当，是三代精神的寄托。从陈宝箴的政治参预到陈三立的“袖手

人”，再到陈寅恪在历史 上的立命，是政治上的退却，却是在文化上的崛起。

于是他对《桃花源记》的剖析也就有 了自己的兴趣与本初性的感悟，绝对不是

同时代那些学术家们的刻意涂鸦。陈寅恪是把《 桃花源记》置于中国文化的大

背景之下予以剖析的，

而这一个剖 析却也让我们更进一步从丰富的史实中了了

解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应该 能够注意到，陈寅恪作为中古时代最为

权威的研究者，

他的阐述 实际上是在阐述中国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发

生的意义和产生的价值观。如果说西 方的启蒙者是到但丁那里去取火，全人类

的启蒙者都应该到归纳、创新了陶渊明、韩愈思 想的程朱理学那里去取火。奠

定欧洲启蒙运动的是勒内

-

笛卡尔，他阐述了但丁以来的欧洲新文化运动，并

且提出了“我思故我 在”

;

陈寅恪则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他的中古史研

究，他提出的“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昭示中国新文化运动曾经被遮蔽

的光芒。

应该说，陈寅恪不是在阐述西方文化的产物即共产主义，他是在阐述中国

文化 的产物：大同理想。

对于《桃花源记》的真实性，陈寅恪是这样评述的：

“

《桃花 源记》

虽为寓意之文，

但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 。

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

避之秦应为符秦而非赢秦。

《桃花源记》记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 夏间

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

(< /p>

壶公评论

)

对于《桃花源记》的寓意，陈寅恪并不因此发生幻觉，而是刻意从史实中

求证，他写到：

“

《桃花源记》

的寓意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璘之 入衡山采药故事，

并点缀

‘不

知有汉， 无论魏晋’等语写成，今试证之。”

陈寅恪的求证是缜密的，他依据的是史实和相关的资料，如东 晋末年戴祚

(

字延之

)

从刘裕入关灭秦，著《西征记》二卷

(

见《隋书》三三 《经籍志》

)

。

无论在信念上，或者是 在求证方法上，陈寅恪与那些耽于虚幻者相比显然要高

明得多。事实上，如果了解基督文 化在启蒙时代仍然存在许多宗教性的荒诞，

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文化的饱满和充实感到 自豪。

陈寅恪《桃花源记》的考证重点在中国的迁徒文化，迁徒文化在人类社会

是一个共同的文 化，但是与西方分裂性的迁徒文化不同，中国人的迁徒只是文

化的载体，或者说中国的迁 徒文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即是文化认

同，它决定了文化随人群迁徒而扩展， 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的演变造成分崩离

析的状态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

< br>

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但是，请不要误解，因为陈寅

恪是真实的中国文化的传人，而不是西方 文化的倡导者，因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有别于“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个人主 义的放荡，而是逻辑思维

在集体主义人文上的运作。如同陈寅恪在《桃花源记》的考证上 提出的“坞垒

生活”，它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亲亲”文化的产物。

“坞垒生活”是“亲亲”文化 的一个基本单元“家族”文化在社会混乱时

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动乱促使“家族”文化 更具有典型性。“坞垒生活”是

集体主义的产物，与乌托邦中松散的个人组合完全不同。 以集体主义表达却以

个人主义为依托的乌托邦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具有生命力 ，这就是

空想社会主义稍纵即逝的原因。

但是

< br>“坞垒生活”

不仅仅在混乱时期广泛存在，

在和平时期又 能够迅速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