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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研究中，
“历史性”概念的引入为某些翻译活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本文简单梳
理了翻译“历史性
”理论的发展，对《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
1896
年和<
/p>
1981
年的比较
特殊的两个译本进行社
会背景的比照和语言、文体、文化阐释等的动态解析。透过“历史”
的视角结合文化、社
会等因素的分析与描写，对翻译活动的解释是可能的；关注译作的“历
史性”使得翻译批
评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翻译；历史性；翻译活动；解释；侦探小说
作者简介：张菁（
1979-
）
，女，上海市人，汉族，讲师，研究生学
历，研究方向：翻译
理论与实践。
[
中图分类号
]
：
h315.9 [
文献标识码<
/p>
]
：
a
[
文章编号
]
：
1002-2139
（
2016
）
-18--03
一、绪论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日益
深化，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看法也从单一趋向多元与
多维。
虽然
汇聚各派理论，
可以得出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
研究翻译最终必然要聚焦到文本、即原作与译作的比较与分析上。由此
，围绕原作与译作又
生出各种疑惑、各种争论：比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问题”
，
“怎样才算‘忠实’
”
、
“如何衡
量‘忠实’
”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又出现了“如译作是原作的再现，是否其价值就不如原作
< br>了呢”
、
“复译现象是否表明原译没有完美忠实地再现原
作的风采”??诸如此类的问题，困
扰着研究者，对此形成的思考和解答也是形形色色、
各方各面的，这也体现了理论上去芜取
精的进化过程。其中“历史性”这个哲学概念的引
入，对以上困顿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
拨开了一些迷雾，
“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放弃许多绝对化的观念而对翻译史上的各种
< br>现象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许钧等，
2004
：
82
）
。因此，本文
拟从翻译“历史性”的角度，
用《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部分最初中文译本（张坤德
译，于
1896
年刊于《时务报》
）<
/p>
与
1981
年群众人民出版社李家云的译
文及原作，
从社会时代背景和文体、
语言等进行比较分
析，窥探历史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在追寻译作历史踪迹的过程中，探究“历史性”和翻译
文化、社会理论的关系，对翻译批评的影响，即其为翻译活动解释的合理性。
< br>
二、历史的观点：
社会时代背景的宏观对照
本文选取英国柯南
?
道尔著《福尔摩斯探案》的两个译本一为张坤德译，于
1896
年发表
于《时务报》上的《记伛者复仇记》
（今译《驼
背人》
）
，是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一篇外国侦
探小说；另一译本是
1981
年群众人民出版社李家云
的译作，中间时隔八十余年。
1981
年的
译本广受好评，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当时，两篇译作都掀起了侦探小说翻译
< br>的热潮，这与它们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本节从文本外和文本内分析两篇译作所处的
历史环境，描述宏观的时代需求和读者口味。
首先，
从
1
896
年译本之外的背景体系分析。
众所周知，
当时正值晚清时期，
中国社会正
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
政治变革，封建制度逐步没落、瓦解，而新的制度在摸索、尝试中找
寻出路。文化意识形
态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处于“新陈代谢”的交替期。文学，作为思
想意识形态的折射
先锋，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彼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
旧的文学体系遭
受着巨大的冲击，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新的“血液”
、
“细胞”从
何而来、如何去更替衰弱的旧体系呢？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传入中
国，满足了这种
变革时期引进新文体、修辞等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掀起了近代自然科学翻
译、社会科学翻译
之后的文学翻译热潮。在文学翻译的热潮中，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也顺
水推舟、大量涌入。
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却未曾有过，可谓一
个“新”字；但是小说
的特征与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又有相似之处，为中国读者的接
受提供了“前理解”的基
础。套用
even-
zohar
（
1978
）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解释：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填补了中国的
本土文学体系中
的一个“真空”
（
vacuum
）
。这种“填补”是适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推动的发展：文体、语言、文化阐释的微观分析
人类的历史存在是不断发展的。若
用“历史性”来解释翻译活动，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译
作，除了宏观上静态地描写时代的背
景是不够。揭示历史视角下的译作变化，需要演示具体
的动态发展。霍恩比（
1988
：
8
）认为“文
本不能被看作是静止的语言标本，而本质上应作为
读者的译者对原作者意图的理解的表达
，译者继而为另一种文化中的读者在创造这个言语整
体。
这个动
态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文学作品的翻译需时时更新，
为什么没有十全十美的翻译。
”
译者自己有时也会意识到这个动态的过程。林纾（
< br>1907
：
172
）在其《歇洛
克奇案开场》序中
这样自述过“余曾译《神枢鬼藏录》一书，亦言包探者，顾书名不直著
“包探”二字，特借
用元微之《南阳郡王碑》
‘遂贯穿于神枢鬼
藏之间’句。命名不切，宜人之不以为异。今则直
标其名曰《奇案开场》
，此歇洛克试手探奇者也。
”他原来的书名借助“遂贯穿于神枢鬼藏之
间”来译，这与他认识的当时读者的“前理解”有关，而后却发现读者的认知改变了，所以
直接将标题译为《奇案开场》
。林纾的自省自改的这个经历于此诠释了
：
“表达”要满足“理
解”
，这两者都
是动态发展的。由此，历史性，具有动态和发展的内涵，以下通过两译作的文
体、语言、
文化阐释的微观分析得以窥见。
1
、文体的成熟
郭延礼（
2005
）认为，中国近代文体革新比较显著的是小说。侦探小说的译本从最初的
登场到影响中国作家的创作，并丰富了中国文学文本的体裁，翻译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从侦探小说叙事人称上来讲，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华生大夫作
为叙事人，通过华生的观
察并以探案记录的形式，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拿《驼
背人》的开篇来讲，作者简
单介绍了“我”的生活环境、起居等，为后文福尔摩斯的拜访
做了铺垫，接着就是“我”和
“侦探”
之间的对话，
展开探案的情节。
“
我”
的叙述为小说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王志清，
2006
）
，
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读者由此获得了对故事
的亲切感与参与感；同时，这种叙事方式还起
着保留秘密、增强故事的悬疑性的作用。这
种叙述视角虽有上述好处，但是晚清的读者习惯
了中国小说第三方叙事的传统，
一下子却无法适应这种视角，
所以张坤德在
《记
伛者复仇事》
开篇前加了“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这句话，它表面上恢复了华生作为叙
事人的身份，再
对话中轮番使用“滑曰”
“歇曰”
，但完整故事的铺陈展开均在大段的“歇曰”之中，使得读
者又能感受第一人
称的叙述，
这给读者提供了两种叙述视角，
可以说是一种过渡的
权宜之法，
更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在
1981
年的译本中，
译者不再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直接将原作的
叙事人称照搬下来。
2
、语言的变革
张坤德的译本使用的语言是浅近的
文言，部分采用文言、白话相交的方法（可能非常接
近当时的口语）
；而
1981
年的译作，是用已经相对稳定的现代汉语来进
行翻译的。因此，语
言“历史性”的特色也是相当明显的。张坤德的译本由于受到文言的
影响，语言的节奏和修
辞等都与现代汉语有些不同。以下用具体以例子对比语言的表现力
。
1896
年译本：
欲坏门入，
俄闻门内又连声呼唤，
然门坚不能开，
两女仆咸惧不能动，<
/p>
马夫忽思得一计，
急从草地走去，见窗犹未关，急自窗逾入，见女
主人已不叫，但倒于榻上，不醒人事。其主
人足翘于椅背上，头跌于地，近火炉角地上四
周皆有血。
1981
年译本：
尖叫一声又一声地从里面传出，车
夫知道已经发生了悲剧，便冲向门前，想破门而入。
然而，他却无法进去，两个女仆已经
吓得惊慌失措，一点也帮不上忙。不过，他突然想起一
个主意，
从前门跑出去，
绕到对着一个法式长窗的草坪上。
长窗的一扇窗
户敞开着，
我听说，
在夏季则扇窗户总是开着的，于是车夫便毫
不费力地从窗子爬进去了。这时他的女主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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