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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在中国已有近<
/p>
2600
年的历史了。随着历史的发展，
儒学
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
自身立场阐
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
宏富的思想内涵及
其历史演变亦使研
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
许多误解和争论。其
实，
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
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
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
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
者认为，从此契入最
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
了解、<
/p>
体认作为
中国思想文
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经
世精神。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有
时写作“经
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
。“经世”是指
称儒家极其关心
社会
、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
种观念。“经世”概念
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
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春秋》
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
如章太
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
之，他出任湖
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为诸生订立学
约十条，
其
中第九条即为“经世”，
并解释道：
“庄生曰
‘《春秋》经世，
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
世用者
，
皆谓之俗学可也。
”查
“经世”
一词，
历史上也有用为“入
世”的同义词，以与佛
教“出世”观
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
“儒者虽至于无
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
普度之，
皆主于出世。”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
世的
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
<
/p>
究
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
家入世和
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
万民于圣域的态
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刘师培认为儒
家的经
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
民成俗本为司
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
派。刘氏所
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
事实
，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
为了
“尽职”，而是作为儒
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
责任。这从比
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
言行的《论语》
中
可以得
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
观念时说：
夫仁者，
己
欲立而立人，
己
欲达而迗人。能近取譬
，可
谓仁之
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
答也是经
世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君子的“修己”是要“安人”和“安百姓”，“修己”
只是起
点，“安人”、“安百姓”才是终极目的。儒家所追求
的最理想的
道德境界“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和“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迗而迗
人”。由此可见，
儒家所关心的并不是一己
< br>的安乐，而是其亲友、以至天下百
姓的安乐。唯其如此
，经世也就
成了儒学的一大前提。孔子
和孟子都是身体力行的真正儒者：孔子
周游列国，虽四处碰
壁，却仍矢志不移，目的不是为
了一己
荣辱，而
是为实现其
“安人”、“安
百姓”的社会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实行
王政
仁道，为的也是天下万民的安乐。他们开启并人格化了的经
<
/p>
世
精神，在《大学》中被进一步肯定。《大学》有认为是子
思或曾子
的
作品，
而其内容则可说综合了先秦儒家政治理论
的主要观点，并建
立了一
个首尾完整、体系严密的理论架构
，
对儒学在后世的发展有重
要影响。
《大学》开宗明义便道破
了
其全部宗
旨：“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是《大学》的三纲领，
只有“明德”、“亲民”，才能迗致“至善”
之
境，这实际是
重申并发挥了孔子“修
己”以
“安人”的基本观念。
然而，儒家以“安人”、“安百姓”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经
世精神，
在汉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刘师培《儒家出于司徒之
官说》云：
自《史记》立儒林传，班与二史沿之，然后以通经为儒。
夫两
汉经生，均以师法相教授，与儒者教民之事亦复相符。
惟其所教授
者，在于先王之成绩，与化民成俗
之义殊。名之
曰儒，
盖有儒名而无<
/p>
其实也。
他以儒名指经生，
当
然是很狭义的说法，但他注意到至
汉代对
“儒”的界定已有所变化，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汉
以前的儒都是
“立身行己，诵法先圣，务以通经适用
”的知
识分子，而到汉代则
开始有了
因专职授经而被称为儒者之士
人。这从《史记》、两《汉
书》的“儒林传”中可见。《史
记》有《
儒林列传》一卷，《史记
正义》引姚承云：“儒谓博
士，为儒雅之林，综理古文，宣明旧艺，
咸勤儒者，以成王
化者也。”而《后汉书》的作者在《儒林列传》
引
言中则称
是篇所录为“能通经名家者”。就是说，汉代史书儒
林
传所
选录的尽皆能“通经”的职业儒者。当然，在汉及其后历代
<
/p>
史
乘中称为“儒”的多是指传授儒家经典的博雅之士，但这
并不表示
从此便没有了经世之儒，相反地，
儒家经世精神在
汉代及其后仍然
得到
继承和发扬。深受内蕴着这种精神的儒
家经典的薰陶而成长起
来，并将所学用来为民谋利的儒者，
在汉及其后的历朝历代都并不
乏其人。
儒家所重视的经世精神真正受到冲击和考验是在宋代
开始比较
明显的。
< br>清代编
《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子部?儒家类一”收
录《孔
子家语》、《荀子》、《孔丛
子》、陆贾《新语》、贾谊《
新书》、
桓宽《盐铁论》、刘向《新序》和《说苑》、扬雄《法
音》
、王符
《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幹
《中
< br>论》、傅元《傅
子》、王通
《
中
说》、唐太宗《帝范》、林慎思《续孟子》和《仲
子》、张弧《素
履子》、司马光《家范》、范袓禹《帝学》、
王开袓《儒道编》等
儒家著作共
21
种，卷末附案语云：
以上诸书，皆在濂洛未出之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
所谓理
气心性之微妙也。其涌法圣人，求艺别专一先生号召
天下也。
中
惟王
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
今录之，以见儒家初
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
此谓所收作品如《新语》、《帝范》等皆属“修己治人”
之学
，
当无异议；其对王通之微词，亦非毫无根据。至于说
自濂洛之学出，
儒家修己治人的大旨才为之一变，转为讲论
理气心性，这就需要进
一步探
< br>讨了。
无可否认，儒学在汉代以后已开始有式微迹象。汉代虽
有“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但当时所重者仍是典章礼
乐，并不是孔
子、孟子、《大学》等提倡的“修
己安人”之
学。唐代佛学大盛，
儒学
衰微愈甚，虽有韩愈、李翱别出心
裁地建立“道统”之说，又
有孔颖迗撰《五经正义》，力
奋发以重振儒学权威，但仍未能给儒学带来转机，“儒门淡
泊，收拾不住”乃是隋唐之世的真实景况。只是到了宋代，
<
/p>
随着新
血液的输入，新观念的提出，儒学才渐渐复兴，进而
开辟出儒学发
展的新阶段。
理学的出现开始了儒学复兴的进程，但理学家喜谈心性
致使儒
学素所重视的经世目的有被淹没的危险。尽管宋代力
倡理学的儒者
并没有放弃经世，而是至少在语言
上仍以经世
为终极关怀，如二程
谓：
“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
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所
用，学将何为也？
”“穷经，将
以致用也
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迗于政事专对之间
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惑也。”但
<
/p>
实在说
来，理学家中比较具体的接触到实际政治体制问题的
并不多见，当
时思想界的大势所趋乃是偏重
于性理方面的探
讨。应该看到，儒家
的经世精神在宋代儒学复兴之际未能得
到充分发挥自有其道理
。理
学在宋代兴起有着对抗当时正发
展迅速的佛学的特殊意义，而理学
家在性理探讨过程中提出
<
/p>
的那一套修养身心的理论和方法正足以同
佛教的治心之论
相抗衡。然而，过分强调修养身心，毕竟造成了本
末倒置，
使原来“安人”、“安百姓”的终极关怀被抛诸
脑后，而
修养
身心却被认为就是最终目标。于是，本来十分注重外在入世
<
/p>
的
儒学被赋予了内敛性格。譬如，
《大学
》在宋代的地位同
于“五经”
而居于
“四书”
之首，理学家对之作了许多阐释
发挥。但他们一方面
认为《大学》所提出的以修身为基础的
德治理论过于简单化，易流于理想主义，令儒士以为只要修
<
/p>
身就可
达到太平，
另方面，
他们也承认儒者理应“经世”，
要“通经致用”，
“致用”的过程和“经世”的抱负有着不可
< br>分割的关联，只是际遇
不一，有经世之志与经世之才，却未
必一定有致用的机会，像孔子
尽管树立了儒家经世安人的精
神，并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这种精神，
但他生命中最大的悲剧
就是没有机会去完成他作为君子、
圣人的“安
人”和“安百
姓”的职志，以配合他在修身方面所迗到的崇高境界。
这使
得相当一部分理学家感到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是对置的两极，
<
/p>
由
此而造成其心灵上的困境；
当
儒家君子真切体验到道德与
事功并不具
有相应关系，即其“内圣外王”理想难以化为现
实的时候，内在的
极端痛苦和挫折感就会打击他们修己治人
以迗天下太平的观念。王
安石以儒家理想为主导的变法的失
败，是儒家经世理想在政治领域
内所碰到
的最大挫折，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
了<
/p>
南宋复兴起来的儒学
无论是朱熹的理
学、陆九渊的心学，或者是张栻的湘学、吕袓谦的婺学，都
<
/p>
无例外
地偏重于内倾。至于讲求经制之学的唐仲友、注重事
功的陈亮和叶
适，虽然体现了儒家固有的经
世精神，却被排
斥在当时儒学主流之
外。
儒学逐渐转向内倾的结果是经世途径的转变，慢慢地偏
重于内
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了从政问俗，外王事功被置诸
高阁。当时的
经世作品，如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
的《大学衍
义》，很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儒家经世之学的取向。《大学衍义》
四
十三卷，是宋儒试图通过诠释《大学》之教以达致治平的
重要作品。
该书于南宋端平元年呈献给理
宗皇帝，真德秀在
《上大学衍义表并
劄子》中说：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
用也。
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孔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
学》由体而
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
儒谓于今得见古
人为学次第者，独
赖
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
所谓格物、致知、诚
意、
正心、修身者，体也，必以此为据
依，然后体用之全已默识矣。
《大学
》
之所以受到重视，
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儒家所谓
“全体
大用”之学。就体用而言，体是指主体、本体
，或道
德修养；用是
指作用、功用，
或经世致用。上引真德秀之言
明显表示了《大学》
是有体有用之学，而这也确乎是儒学基
本特质所
在。但细玩真氏全
书，自会发觉其所论集中在修身
齐家方面，完全没有涉及治国平天
下的问题。真德秀谓：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者
之道得，则
治国平
天下在其中。”他实际认为只要修好一己之身，
则治国平天
下问题很自然地就会得到解决。
可见，真德秀并不是没
有经
世之志，
他撰
《大学衍义》并进呈给理宗帝，就是为了经世，
但
他偏重于修己，
且误认为修己即可冶人，
殊不知在儒家修
己
治人的经
世观念中，修己仅仅只是达致治人的最基本要求
而已。真氏的认识，代表了理学家的一般思想倾向。
宋儒对经世观念的理解，
足以反映出当时儒学日趋内敛
< br>
的大势。
这在真德秀《大学衍义》中有所反映，当时的
另一
部经世名作《经
济文衡》
同
样也反映了这态势。《经济文衡》
分“前集”二十五卷、
“后集”二十卷、“续集”二十二卷，
是朱熹门人滕珙取朱子语录、
文集分类编次而
成。是书题名
为“经济文衡”，但所录文字却不一
定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
经济有关，这从其内容可
见：“前集”分太
极、天地、性命、
理气、仁义忠恕、格物穷理等类，“后集”分历
代帝王、大
<
/p>
臣、
名儒、老释、经学、史学、文学等类，“续集”则收
朱
子所上封事奏议。
《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曰：
“朱子平
生学
问，
大端具见于此，而独以‘经
济’为名，殆不可晓，即在
开卷一篇论
文，有何经济可言耶？”其实，儒者“经济”乃
“经邦济国
”亦即
“经世”，与今日所谓“经济”有别。宋
儒，尤其是理学家之“经
济”
固
然偏于内倾，然四库馆臣讥
其“有何经济可言”，这种见
解委
实浅
陋了。
宋儒偏重于“内圣”而轻忽“外王”的经世学风，到明
代才有
所改变。洪武金华名儒王祎释“儒”曰：
有用之谓儒。世之论者皆谓儒无用，何也？
曰：
非论者
之过也。
彼所谓
无用，诚无用者也。而吾所谓有用者，则非
彼之所谓无用矣。
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
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
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
也。其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
于治国平天下，
内
外无二
致也；自本诸身
，以至于征诸庶民，考诸
三
王，
本末皆
一贯
也。小之则云为于日用事物之间，大之则可以位天地
育万物
也。其道也，周公、孔子之所为儒者也。周公、孔子远矣，
<
/p>
其
遗言固载于六经，凡帝王经世之略、圣贤传心之要，粲然
具在，后
世儒者之所效法也。不法周公、孔
子，不足谓为儒。
儒而法周公、
孔子
，不可谓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谓儒也，
其果世之所谓无用者
乎？且世之所谓无用者，我知之矣。缝
掖其衣，高视而阔步，其为
业也，咕毕训诂而已耳，缀辑辞
章而已耳。问之天下国家之务，则
曰我儒者，
< br>非所
习也；
使
之涉事而遇变，
则曰我儒者非所能也。
嗟呼！
儒者之道，则
果尽于辞章训诂而已乎？此所谓
儒也，其为世所讥訾，
而蒙
迂阔之讥也固宜。谓之为无用，而又何怪焉？
在他看来，所世所谓儒者，“剽掠纤琐，缘饰浅陋
，曰
我儒者
辞章之学也；穿凿虚远，傅会乖离，
曰
我儒者记诵之
学也”。他们自
号为儒者，世人亦以儒目之，然其实丧失了
< br>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儒
者的真精神，只不过是孔子之所谓小
人儒、荀子之所谓贱儒。真正
的儒者，应该效法周孔之道、
习圣贤之学，“必其性之尽于内者，
有以立其本；而才之应
于外者，足以措诸用也”，做到内外无
二，
本末一贯、体用
兼赅，“自小学
以底大成，本末虽殊而无二致；自
一己以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