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济贫法

了。

济贫院的影响及评价

关于济贫院的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维多利亚后期的历史学家的评价比较宽容，

认为新制度并没有那么残酷，

许多关于暴行的故事并不真实，

活上比较舒服。

如托 马斯·

麦凯认为报道的法律的暴行被夸大了；

Ｈ．

Ｄ．

特雷尔认为

“新

济贫法对农村贫民所做的和工厂法对工人所做的一样多。

”

{31}

２０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认

为济贫院 是“异常残忍”和“可憎粗暴的”

，如詹姆斯·凯所说，新济贫法的委员想把济贫

院变成监狱。７２位历史学家（随机选取）中３４位认为济贫法或其中部分内容是残忍的，

１６位提到了奥列佛·

特维斯特的悲惨经历。

在狄更斯充满同情心的故事和泰晤士报等杂志

报纸关于济贫法罪恶的记述中，英国历史 学家发现了济贫法暴行的鲜活证据。

{32}

笔者认 为，

对于济贫院作用的认识和评价，

应放在时代背景中和根据它 对后世的作用来

公允地考察。

（１）

济贫院内严格的纪律，拥挤的环境，粗糙伙食都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社会舆

论不断予以谴责。

尤其是狄更斯影响到对这一观点的形成：

奥列佛·

特维斯特的遭遇已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 /p>

因而人们对济贫院的印象多是穷人遭到粗暴地对待。

对济贫院的批 判包括

很多片断，如奥列佛·特维斯特、安多弗丑闻、任意稀释的粥、扯麻絮、饥饿和冷 酷等。毫

无疑问，大众对济贫院的印象主要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济贫院。

设立济贫院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通过种种威慑，

通过严格的纪律，

促使贫民自食其力。

济

贫院“所有条件中首当中的就是（贫民的）总体上不应当比最底层的独立工人更好。

< br>”

{33}

从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虽然 院内救济的人均支出比院外救济至少高出５

０％，

但新济贫法却 多少实现了减少济贫税的目标，

接受户外救济的人也从１９世纪６０年

< br>代的超过７０万人降为８０年代的１５万人。

{34}

由 于人们害怕进入济贫院，

宁可接受低劣

的条件到工厂去做工人。

这样，

起到了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更多可供雇佣的自由劳动力的 作

用，

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自１８３４ 年之后的１０多年时间，

济贫税一直保持在每年４５０

－５００ 万英镑之间。

{35}

贫民为了不进入济贫院而尽量去工作，< /p>

所以从济贫开支的大幅度

减少，接受院内济贫的贫民人数也在减少 。因此，济贫委员会十分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并不是基于肉体的惩罚，而是 基于心里的威慑，基于羞辱和恐惧。

{36}

实际上 ，

人民强烈反对新济贫法，

并不是济贫院内缺衣少食，

也不是济贫院内的居民受

到多少虐待。

新济贫法 实施后期，

济贫院的肉体性惩罚已大大减少，

济贫委员会坚决否 认肉

体体罚是济贫院的官方政策。他们声称济贫院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惩罚。

１８３６年，

济贫委员会公布了济贫院监 护人可以选择的六道菜谱，

这对大多数济贫院是合适的。

对济贫

院食品的抱怨大多是因为厨艺不精，食之难咽，而不是故意虐待。

{38}

事实上，济贫委员会

的官员们一直在试图提高济贫院 内居民的生活水平。

{39}

对于院内居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 羞辱，

才是人们强烈反对济贫院的原因。

在济贫院内，

人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按时起床、吃饭、工作、睡觉。这样做带有明显的人格侮辱与政治

性惩罚，目的是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依靠自助摆脱社会问题的困扰。正如迪格贝所说，

“济

贫院的残暴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是心理的折磨。

< br>”

{40}

对工人阶级来说，济贫院最恐怖之

{41}

１９世纪

中期，法国哲学家、批评家泰耐（Ｈ．

Ｔａｉｎｅ）

参观了曼彻斯特一个模范济贫院，分

析了多数人之所以宁愿接受条件较差的院外救济的原 因，

他认为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限制饮

酒，一部分人是因为失去 自由和纪律约束。他得出结论说

“济贫院被看成是监狱，

穷人把 不

去济贫院看成是自己名誉的转折点。

或许应当承认，

这种管理制度是愚蠢的专制，

令人担忧。

这是每 一项管理制度的缺限，

每一个人在这里成了机器，

仿佛他们没有 情感，

总是无意识的

受到侮辱。

”

{42}

（２）

济贫院救济的标准反映了它过 分注重道德因素，

而忽视了导致贫困的经济、

社会

因素。

“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济贫法是个‘教育机器’

，希望借此塑造公众道德。

”

{43}

它试

图通过惩治

“懒惰”

贫民的办法 来根治贫穷，

相信失业即使不是全部，

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

我堕落的结果，之后的经济萧条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济贫院救济的根本缺点是它以救济为主，

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 /p>

济贫法下的任何救济

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后才提供的，

而不是在可能出现济贫之前提供救济、

防止贫困成为

< br>事实。

因此从本质上说，

它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 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

题越发复杂，

贫困的原因更加 多样化、

社会化，

这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 /p>

要。１８６７年利物浦慈善家拉斯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评论道：

“

（济

确实成功的阻制了贫民向教区申请支持，

消 灭了贫困，

有效地制止了在伊丽莎白旧济

贫法之下的道德败坏的 趋势，但是作为公共慈善制度，它是失败的。

”

{44}

（３）

尽管新济贫法规定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中才能得到救济，< /p>

但是，

院内接受救济

的贫民在整个贫民中 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

院内救济贫民的比例（百分比）

资料来源：济贫委员会年度报告，引自：Ｄｅｒｅｋ

Ｆｒａｓ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

Ｈｉｓｔ

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５２．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整个维多利亚中期，

接 受院外济贫的贫民占了绝大多数。

济贫院并

不代表英国的全部社 会救济制度，

它只是１９世纪英国济贫制度的一部分。

对此历史 学家罗

斯指出：

“尽管１８３４年济贫法强烈谴责对能自食其力 的健壮男子进行救济，但是（院外

济贫）

这种形式直到１８６０ 年还在北部工业城镇存在，

在更多的乡村地区，

则延续到２０< /p>

世纪。

”

{45}

地方对于济贫还负有相当大的行动责任。实际上，济贫委员会的报告就是在代

表废除济 贫和保留济贫之间的妥协。

{46}

（４）

当时，

济贫院内存在的对居住者的体罚在家庭、

学校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也普遍

存在。对于犯罪率高和雇佣童工成风的时代，让 人震惊的拥挤的济贫院并不是骇人听闻的。

很多证据表明，

新济 贫法的集中管理减少了暴行的出现。

这一事实使伦敦警察委员会委员理

< br>查德·梅恩得出结论：

“在新济贫法下，紧急事件得到更加迅速和有效地解决。< /p>

”

{47}

欧文·戈夫曼颇具影响的著作表明 ，所有住宿院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ｓ

不管目的如何，

都具有很多共 同点，

特别是需要使居住者的活动适应一

般准则。

人们经常将济贫院与监狱作比较，

这一制度的抑制作用不是济贫法特有的，< /p>

在同时

代的其他机构中也可以发现，

否定 济贫院不仅是对济贫法的否定，

也是对这类住宿院舍的否

定。< /p>

{48}

（５）

济贫院是处于教区济贫和福利 国家之间的过渡性制度，

是机构关怀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的第一次国家试验。 虽然它有意无意地制造了许多错误，犯

了一些罪行，

但在试图改 正这些的过程中，

国家建立起专门机构取代了济贫院。

如果放在 更

大范围内考察，

济贫院作为初期社会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也显而 易见。

它为许多没有其他服务

机构存在的乡村提供医疗，

为没有依靠的弱者提供了避难所。

在人口稠密的地方，

它在１９

２９年

《地方政府法》颁布前已经专门化。１ ９世纪末，

它甚至为无助者提供了比独立家庭

提供的更高生平的 照料

{49}

。

值得指出的是，

在谴责济贫院罪恶的同时，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济贫院在福利国家发展中

的作用。许多年里，济贫院兼备学校、精神病 院、医院和老人之家等功能；同时，它还是无

家可归者的最后避难所。

< br>而济贫院对儿童的教育，

引领了国家对学校的资助。

在新 济贫法实

施的早期，

济贫院学校目的在于提高贫穷儿童的很强的 适应能力。

良好的教育可以使儿童在

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很强的竞 争力，

而不会成为济贫院的负担，

一些济贫院在这方面取得了成

功。

{50}

为了治疗济贫院的病人，

许多济贫院还建立了医院。

一些小的济贫院还联合起来建

立医院。

不能断言这些职责都常常很好地执 行，

但济贫院为今天管理更加专门化的公共机构提供

了经验，< /p>

许多机构发源于其中，

它为后来的地方管理的公共机构制度奠定了 基础。

济贫院具

有连续性，

即使在济贫 法废除后，不仅济贫院建筑，１９世纪的济贫院官员、管理者和许多

习惯也较好地存在于 福利国家之中。

＿＿＿＿＿＿＿＿＿＿＿＿

{1}{7}{38}{46} Peter Wood,Poverty and the workhouse in the Victorial Britain, Alan Sutton,

1991,p.54,p.54,pp.100-101,p.187.

{2}{17}{30} .

{3}

《

1601

年济贫法》

全文参见

/

：

The 1601 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4}{6}

George

R.

Boy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

1750-1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4,p.22.

{5} Paul Slack, The English Poor Law,1531-1782,Macmillan, 1990

，

p.47.

{8}{16}{25}{28}{36}{41}{48}{49} M. er,The Workhouse System,the history of

an English social institution, 1834-192 9,London,1983,p.25,p.31,p.194,p.73,p.271,p.270,p.4 ,p.269.

{9} r, Society and Paupersim, English Ideas on Poor Relief, 1795-183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16.

{10}

G.

Talbot

Griffith,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Frank

Cass&

,

1967,pp.18-21.

{11}{50}

Anne

Digby,

The

Poor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982,p.9,p.34.

{12}

Raymond

d,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the

English

Poor

Laws,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sts on the Re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7,pp.82-90.

{13}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p>

，子箕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352

页。

{14}{35}{39} Derek 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Macmillan, 1985,p.46,p.49,p.54.

{15}

A.E.

Bland,

P.A.

Brown

and

R.H.

Tawney

(eds),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1914, pp.653-665.

{18} Ian Anstruther,The Scandal of the Andover Workhouse, Great Britain, the Anchor Press

Ltd, 1973,p.134.

{19}

柯尔：

《费边社会主义》< /p>

，夏遇南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第

22-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