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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
在什麽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
级在俄国夺取政权（
1917
年
10<
/p>
月
25
日，即公历
11
月
7
日）后的最初几个月，
人们可能觉得，
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
/p>
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
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
它十分明确地说明，
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
不是局部地区的、
一国特有的、
仅限于俄国的意义，
而是国际的意义。<
/p>
我这裡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
不是说：
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
基本特点，
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
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
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
不
是的，
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
就是说，
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
重要性，或者说
，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
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
要
是夸大这个真理，
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那是极
大的错误。如
果忽略另外一点，
同样也是错误的，
那就是：
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
利，
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
那时，
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
而又会成为落后的
（在
“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
前历史时期，
情况正是这样：
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
们在不久的将来
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
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
/p>
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
而在更多的
情况下，
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
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
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
感
觉到了这一点。
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
“意义”<
/p>
（按狭义来说）
。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
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
弗里德里希．
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
，
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
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
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
1919
年维
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
命》
（
《
Weltrevolution
》
）
（
《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
/p>
11
册）
，就异常清
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
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
卑鄙和
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
“世界革
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
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
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
这裡我们只想再指出一
点：
在很久以前，
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
他曾经以一个历
史学
家的态度看问题，
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
< br>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
这是
190
2
年的事，
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
《火星
报》
上写了一篇题为
《斯拉夫人和革命》
的文章。
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
1848
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
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裡。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
19
世纪上半
叶，
革命中心在法国
，
有时候在英国。
到了
1848
年，
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揭
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
步转移，即向俄国转
移??
从西欧接
受了这麽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
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
命动力的源泉了。
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
也许会成
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
足以铲除在
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
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
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
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燄。
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
度
的堡垒了。
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
俄国的
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
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
/p>
我们希望，
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
‘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
更快一些。
但
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
牺牲
的人会很多很多）
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
决不
会是白费的。
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
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
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
1848
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
凛冽的
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
的坚冰，
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
”<
/p>
（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
，载
于
1902
年
3
月
10
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
18
号）
卡尔．考茨基在
< br>18
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
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
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
如果我们党
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
正直、
有自我牺牲精神、
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
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
那麽布
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
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
敌人，
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
资
产阶级的反抗，
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
（哪怕是在一
个国家内）
而凶勐十倍；
资产阶级的强大
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
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
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
小生
产的力量。
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
每日每时地、自
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由于这一切原因，
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不
进行长期的、顽强
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
百折不挠和意志
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
的人清楚地
表明，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是战胜资产
阶级的基本条件
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
但是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这在什麽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
于这些，<
/p>
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
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
，
是不是应该对
布尔什维克为什麽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
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
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只有布
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
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
为什麽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
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
持住这种纪律。
这裡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
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麽来维持的？是靠什麽来
检验的？是靠什麽来加强的？第一，<
/p>
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
是靠它
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
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首先是同无产
阶级劳动群众，
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联系、
接近，
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
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
< br>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一个革命政党，
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
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
没有上述条件，
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
没有这些条<
/p>
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
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
才能造成这些条件；
正确的
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
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
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
革命的运
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
1917
─
1920
< br>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
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
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
1903<
/p>
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
─也只有这
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
19
世纪全世界的经验
所証实，尤其为俄
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
错误和失望的经
验所証实。
在将近半个世纪裡，
大约从上一世
< br>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
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
曾如饥
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
专心致志地
、
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
“最新成就”
。
俄国在半个世纪裡，
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
牲，
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
以难
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
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証，<
/p>
参照了欧
洲的经验，
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
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由于人们在沙皇政
府的
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
19
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
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
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
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
有了
15
年
（
1903
─
1917
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
1
5
年
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
的、和平的和激烈的、
地下的和
公开的、
小组的和群众的、
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
都没有
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
任何一个国家都
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
集中了现代社会
一切阶级进行斗
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
特色和方法，
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
制度的残酷
压迫，
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
< br>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
“最新成就”
。
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
< br>1903
─
1905
年）
。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
备应变。国外
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
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
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它挂着
“社会民主”
派和
“社会革命”
派的招牌）
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
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
斗争，
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
1905
─
1907
年间以及
1917
< br>─
1920
年间
导致群众武装斗
争的一切问题，
都可以（而且应当）
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
初提法。
自
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
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
报刊、
各政党、
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
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
代（
1905
─
1907
年）
。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
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
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
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
相互关系，
受到
了实际检验。
苏维埃这
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
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
论，就预示了
1917
─
1920
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
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
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
替，
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
这个时期的每一个
月，
就群众和领袖、
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
可以等于
“和平”
“宪政”
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
1905
年的“总演习
”
，就不可能有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
利。
反动年代（
1907
─
1910
年）
。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
都失败了。消沉、
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
加强了；神秘主义成
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
但同时正是这一
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
教益的一课，
上
了历史辩証法的一课，
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
善于进行和巧
妙地进行政
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
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
俄国资产阶级
性质的发展突飞勐进。
非阶级的、
超阶级的幻想，
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
都破灭了。
阶级斗争採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
党应当补课。
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
还必须学会正确
地退却。
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
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
和正确的退却，
就不
能取得胜利。
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
布尔什维克退
却得最
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
度和难于
挽救的程度来说）
，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
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
强。
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
此，
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
这些人
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
、
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
1910
─
1914
年）
。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
1912
年勒拿事件后
，稍微快了
一些。经过
1905
年，整
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
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
反对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
才打退了
他们。
但是，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
行不合法的工作，
又必须利用
“合
法机
会”
，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
/p>
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1914
─
1917
年）
。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
会活动使布尔什
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
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
西伯利亚。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
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
都
在我们的侨民报
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
运动内邻“派别”
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
一时的“合法性”夺
去以后，
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
和其他一些国家裡组织自由
（秘密）
交换意见和
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
义者也好，
“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
主义所以能在
1917
─
1920
年间获得胜利，
其基本原因之一，
就是它从
1914
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
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
（法国的龙格主义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首领、费边派和意大利的
屠
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
自身
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
二次革命（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
。沙皇制度的
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
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
造成了一
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
在几天之内，
俄国就变成了比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
/p>
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
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
什维克和
“社会革命党人”
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
雄们、
内阁派以及其
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
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
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
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
屠拉梯和龙格、
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
总觉得是
（事实上也是）
旧调
重弹，
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裡见过了。
历
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
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
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
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
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
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
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
< br>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
“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
得煳涂透顶
，
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
（同<
/p>
1848
年自命为
“社
< br>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
，那麽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
历史开了
这样的玩笑：
1905
年俄国
产生了苏维埃；在
1917
年
2
月到
10
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
埃，
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
< br>现在，
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
界诞生，
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
而第二国际的老英
雄们也
像我国孟什维克一样，
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
而到处遭到破产。
经验証明，
在无
产阶
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
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
是极其审
慎的，
所作的准备也绝不像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
在这一时期的初
期，
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
而是说明，
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
是不能推翻政府的。
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
即立宪会议，
而是说，并且从我们
党的四月（
1917
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
比
没有立宪会议的好，
而“工农”
共和
国即苏维埃共和国，
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
议会制共
和国好。
没有这种谨慎的、
周到的、
细
致的和长期的准备，
我们就既不能取得
1917
年
10
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
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
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
1914
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
义，
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这自
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
人。
现在这个敌人在
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
对于这个敌人，
布尔什维主义过去
和现在
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
就不能这样说了。
国外还极少知道布
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
争中成长、
成熟和得到锻炼的。
这种革命性有
< br>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
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
并且欧洲历次革命
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証实：
小私有者，
即小业主
（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
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
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
以至遭到破产，
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
革命性，
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
性。被资
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
有的一
种社会现象。
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
华而不实，
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
消沉颓丧、
耽于幻想，甚至
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
人所共知的。
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
这种错误总
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
在独特的
（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裡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
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
的。如果说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
1905
年与
< br>1917
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
小（尽管俄国居
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
，那麽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
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
，是
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
还有另一个更重
要的因素，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
（
19
世纪
70
年代）
曾盛极一时，
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
不适合作
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
1903
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
迎合无政府
主义的）
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
这种传统，
而在
1900
─
1903
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
裡已特别巩
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
“社会革命”
党的斗争，
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
第一，
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
顽固地
不
愿
（说它不能，
也许更确切一些）<
/p>
了解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
互关系作
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
，因为它肯定个
人恐怖、暗杀手段，
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我们屏
弃个人恐怖，自然只
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
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
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採
取的任何恐怖手段，
那麽
这类人早在
1
900
─
1903
年间，就已经受到当
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
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
看来，
“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
微的机会主义罪
过，
而在某些问题上，
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
却又效法这
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
明一点，
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
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証实了我们
始终坚持的那个
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
1900
─
1903
年间就要
求把伯恩施
坦开除出党，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
1913
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
和叛卖行为）同革命无
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
1920
年，在
战争期
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
可以清楚地看到，
西欧各党中正是
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
了最优秀的领袖，
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
重<
/p>
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裡，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
翼那裡，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
机
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
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
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
那麽，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
便可
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煳的轮廓。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虽然无政府主
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
，
但是，
第一，
这种机会
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
《国家与革命》
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
给倍倍尔的一封信，
曾经
异常鲜明、
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
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
1875
年到
1911
年搁置了
36
年）分不开的；第
二，
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
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
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
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
：一次是
1908
年关于是
否参加最反
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
1918<
/p>
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
8
年，
“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
“议会”的必要性而
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
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
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
1905
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
1905
< br>年
8
月沙
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
议会”
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
布抵
制，而
1905
年的十月革命果然
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
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
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
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
/p>
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
个代表机构呢，
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
来情况不同，
既然没有把握
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
同样的客观形势，
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
同样的速
度向前发展，那麽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
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
表明在把
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
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
善于放
弃议会的斗争形式，
有时是有益的，
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
境裡盲目地、机械
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6
年布
尔什维克抵
制“杜马”
，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
[1]
，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
1907
年、
1908
年以及以后几年
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
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
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
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
的
整个历史环境，
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
起来。
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
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
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就会特别清楚地看
出：<
/p>
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
争形式结合起来，
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
法律限制的机构
（如保
险基金会等）
，
那麽他们就决不可能在
1908
─
1914
年间保住
（更不用说巩固、
发展和加强）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
8
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
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
，而且为时不久。
“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
同志、布哈林同志，在
< br>1918
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
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
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
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
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
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
例如
“社会革命党人”
，
攻
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
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
讲到
“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
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
妥协，
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p>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証、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
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
“
Dou
t des
”
（
“我给”你钱、武器、
汽车，
“是为了你
给”我机会安全脱险）
。但是很难我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
许的”
，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
再去打劫）
。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德国的谢德曼派
（考茨
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
，
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
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
，法国的列
诺得
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
“独立党人”
、
“工党分子”
（
“拉布分子”
）等，在
1914
─
1918
年间以及
1918
─
1920
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
的”
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
者。
结论很清楚：
“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麽妥协都一概加以反
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
对待的孩子气。
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
命无产阶级，
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
蕴涵着机会
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
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
勐烈地
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
决不容许那班
老于世故的
“专讲实利的”
社会党人和老姦
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
< br>的“领袖”
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
种确实意
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
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
应当学
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
一种人把钱和武器
交给强盗，
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
于后来捕获、
枪毙强盗；
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
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这在政治上决
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
但如
果有人异想天开，
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
能包治百病，
或者能保証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複杂的
< br>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
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
，以便
对具体的妥
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
/p>
1914
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
自己的国际
主义。
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
敢于痛斥在两伙
帝国主义强盗的
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
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
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
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
又使这个党受到
< br>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
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
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
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
和，
只是在英、
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
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
一切以后，
它才屈服于
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
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
这样的党在这
样的
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
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同
1914
─
1920
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
，
一开始就实行叛卖，
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
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
后来他们
又进一步实行叛卖，
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
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
产
阶级。
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
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
成同盟，
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
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
边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
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
同谋者。
附注
[1]
关于个人所说的话，
作适当的
修改，
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
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
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
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
以纠正的人。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
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
，而是叫作──如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
。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
幼稚病”的症候，
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
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
，是
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
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証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
谁应
当是专政的执行者，
是共产党，
还是无产阶级？??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p>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
往下小
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
，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
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
（包括
参加议会活动）
“
的
问题”
，
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
要的意图。
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
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不管怎样，
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
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
凡是回头再去採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
的议会制斗争形式，
凡
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
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
“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
斗争方法应该
大力加以强调。
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
大群众吸收进来，
就必
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这种汇集
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
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
凡是响应
‘退出工
会！
’
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裡。在这裡，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
斗队
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
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
/p>
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
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
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
领袖的党，
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
不惜实行妥协
和参加议会活动，
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
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
为了进行这一斗争，
它只知道并
且只採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
的的方法，
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
这个唯一的方
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裡是领袖专政，这裡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
/p>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
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
1903
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
布尔什维克，读了
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
“这是多麽熟悉的
陈词滥调！这是多麽‘左的’孩子气！
”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
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
─单是问
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証明思想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
这些人竭力要
标新立异，
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
群众
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
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
构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
才可以把群众
和阶级对立起来
；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
阶级是由政党来
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
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
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
何
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
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
面，
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
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
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
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
思想便发生了溷乱。在德国，
也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
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
，习
惯于通过议会选举、
群众大会、
报章杂志，
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
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
但是，
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
内战的展开，
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
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
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採用“不方便的”
和“非民主的”方法来
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
，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
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
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
越和特
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
互更替，
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 br>
另一方面，
很明显，
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
“群众”
和
“领袖”
这类当今
“时
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
样攻击“领袖”
，怎样把“领袖”同“群
众”对立起来；但是他
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麽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
在一切国家裡，
“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
别明显而突
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
/p>
1892
年间曾以英国为
例作过多次说明
。
英国的垄断地位使
“群众”
分化出一
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
“工人贵族”
。
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
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
马克思所以光荣地
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
（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
某些先
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第二国际中纷纷出
现了叛徒领袖、
机会
主义者、
社会沙文
主义者这样一种人，
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
只顾自己这
个工人贵
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
，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
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
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
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
使
他们大丢其丑，
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
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
得
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
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
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尤其可笑的是，
人们在
“打倒领袖”
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
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
< br>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德国的劳芬贝格、
沃尔弗海姆、
霍纳、
卡尔．
施
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
[1]
埃勒企图使问题“深
入一步”
，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
啼笑皆
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
，那就往往真要
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
──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
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
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
能步调一致，
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
就必然断送
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从共产主义的观
点看来，
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在德国）
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
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
我们在俄国
（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
还刚处在从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
阶级还存在
，
而且在任何地方，
在
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
也许，
在没有农民
< br>（但仍然有小业主！
）
的英国，
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
──这个我们已经比较
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
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
不能镇压，
必须
同他们和睦相处；
可以
（而且必须）
改造他们，
重新教育他们，
这只有通过很长期、<
/p>
很缓慢、
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
他
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
浸染
无产
阶级，
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
涣散性、<
/p>
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
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
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
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
它的主要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
严格的集中
和极严格的纪律。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
流血
的和不流血的，
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
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千百万人的习惯
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
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
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
的人们
所信赖的党，
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
，
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
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
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
日常的、
< br>琐碎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
的那种恶果。
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
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
期）
，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
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
但是先让
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
在我们党内，
对
于“领袖专政”
的
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
在
1895
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
得堡的中心小组已经开始形成，
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
在我们党的第九次
代表大会（
1920
年
4
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
对“领袖专政”
，反对“寡头
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
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麽新东西，
也没有什麽可怕的地方。
这种病没有什麽危险，
一经治癒，
机体甚至会
更加强壮。
另一方面，
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
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
把领袖们
“藏起来”
，
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
象。最糟糕的就是
1912
年奸细马林诺夫
斯基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
/p>
使他们去
服苦役，
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
世。
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
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
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
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
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
表，
曾不得不帮
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
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
机会主义的斗争，
并且能採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
马林诺夫斯基一隻
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
服苦役，
使他们丧生，
另一只手又不得不
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
对于这个事实，
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
工会裡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
意大利的同志）
，不妨好好地考
虑一下。
[2]
在许多国家裡，
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
资产阶级无疑正在
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姦细
到共产党裡来。
对付这种危险，
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附注
[1]
《共产主义工人报》
（
1920
年
2
月
7
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
32
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
散政党》一文）上说：
“工人
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
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
阶级民主。
”
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
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煳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
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
庄重的德国人
（卡．
埃勒和克．
霍纳通
过在上述报纸上
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証明，
他们认为自己是庄
重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
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
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竟也发表出这
< br>种极不恰当的议论。
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証不犯错误。
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
因为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
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
[2] <
/p>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
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
国，
立即被送交法庭
审判，
由我们的工
人枪决了。
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溷进了我们党中央
的这个错误。
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
提交法庭审
判
（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
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
人）
时，
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
因此罗将
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裡做工作？
德国“
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
和
“反革命的”
工会慷慨陈词，
怒气冲冲地叫嚷
一番
（克．
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
“庄
重”
，
也特别笨拙）
，就足以“証明”
，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
义
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裡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
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
它只
是几句空话
，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根据本文总的意
图，
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
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
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
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
循的原则应用
到西欧去。
领袖、
政
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
系，
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
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
，
而无产阶级是
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
代表大会（
1920
年
4
月）的统计，我们党
有党员
611000
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
在
1918
年和
1919
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
的野心
家、
刽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鑽进执政党裡来。
最近一次我们敞开
党的大门
（仅仅是对
工农）
，
是在
1919
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
里、
而邓尼金攻佔了奥廖尔
（距莫斯科
约
350
俄里）
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
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刽子
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
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
（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
或受拷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
/p>
1000
个党员选代表
1
人参加）
，
由大会选出
19<
/p>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
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
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
，
各由
5
名中央委员组成。这
样一来，就
成为最地道的
“寡头政治”了。
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
没有党中央的指
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 br>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
1920
年
4
月召开）
的统计，<
/p>
现有会员已经超过
400
万。
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
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
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
都由共
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
广泛的、
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
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
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
阶级专政
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
导下实现的。
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
没有工会的热烈
支持，
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
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
那麽别说我们
能管理国家
和实行专政两年半，
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
要建立这种极
密切的联系，实
际上就要进行很複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进行宣
传和鼓动，
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
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
工作者举行会议，
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
因为孟什维克
直到现
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
，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
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
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
（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
）
，直到
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
还是不够的。
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
机构，
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
的情绪，接近群众，
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
公职等等。最近颁
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
“工农
检查院”
的法令中，
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
< br>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
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
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
国裡也是前所未见的；
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
各项职务的办法，
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
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
即对富有
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
< br>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
25
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
什麽
“从上面”
还是
“从下面”<
/p>
，
什麽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
说，
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
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麽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裡工作，
说什麽可
以放弃这
种工作，说什麽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
的（也许大
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
的、非常深奥
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p>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
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
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
差异；
另一方面是各工
种的工会，
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
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
一定
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
同行、
同工种、同行当）
，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
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
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
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
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
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
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
不过需要经过
许多岁月。
如果目前就企图
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
/p>
完全巩固和形成、
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
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
（而且必须）
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
而不是利用虚构的
和我们特别造
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
，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
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
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
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
当无产
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要是这个<
/p>
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
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
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它便不配拥
有这种称号）
开始成长的时候，
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
如某种行会的狭隘
性，
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
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
但是除了通过工会，
通过工会同
工
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
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
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
同时不应当忘记，
工会现在仍然是、
将来在一
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
“共产主义学校”
< br>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
是促使
国家整个经济的
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
（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
手中，<
/p>
进而转到全体
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
就
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
，企图避开它，
跳过它，
是最愚蠢不过的了，
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即训练、
启发、
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
。
另一方面，
如果把无
产阶级专政推迟
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
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
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
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政治家
的艺术
（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
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
在什麽条件下、在什麽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
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
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
的充分支持，
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
能够通过教育、
训练和争
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
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裡，
毫无疑义，
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
这也是必然的。
在我
国，
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
（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
中，也
还得到部分支持）
，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
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
孟什维克在工会裡的“地盘”巩固得多，那裡形成的“
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
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
，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
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
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
韩德逊、梅尔黑姆、
列
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
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
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
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
必须像我
们过去
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
尽了丑，
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
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
程度，
就不能夺取政权
（而且也不应
该
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
。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
样的；
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
经验
丰富、
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
计这种程度
。
（顺便提一下，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无产阶
级革命后几天，即
1917
年
11
月
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
就是衡量我国
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
在这次选举中，
孟什维
克一败涂地，只获得
70
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
，一共只有
140
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
获得了
900
万票。
见
《共产国际》
第
7
─
8
期合刊上我写的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
专政》
一文。
）
但是，
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
来；
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
是为了把工人阶级
争取过来。
如果忘
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
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
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
！
拒绝在工会中工
作！
！
建立
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
式！
！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
级帮大忙，
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
社会沙文
主义的、
考茨基主义的工会
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
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
的）
，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
的工人帮办”
（
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
。不在反动工会裡工作，就等于抛开那
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
人群众，
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
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工人
贵族或
“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
（
参看恩格斯
1858
年
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
的影响。
正是这
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
“理论”
最清楚不过地说
明，
这些
“左派”
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
“群众”的问题上所採取的态度是多麽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
时是如何滥用这个
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
，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
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
对我们进行挑剔、
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
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
警察有勾结）
，哪裡有群众，就一定到
那裡去工作。
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
克服极大的障碍，
在一切
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
级群众的机关、
社团和协会
（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
裡有步骤地、
顽强地、
坚定地、
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
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
（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
< br>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
1920
年
3
月
10
日所刊登的材料，
英国工联会员，从
1917
年底到
19
18
年底，已经由
550
万人增加到<
/p>
660
万人，即增加了
19%
。
1919
年底，已达
7
50
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証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
事实，
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
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
也最清楚不过地証明，
正好是无产阶
级群众、
“下层”
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
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
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
进入初步的、
低级的、
最简单的、
最容
易接受的
（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
组织形式
即工会的时候，
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
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
旁，空喊“群众”
，
“群众”
！并且拒
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
！借
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
！
！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
主偏见
、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
，一种将会（将会！
< br>）具有广泛性而
只要（只要！
）
“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
（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
！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
“左派”
革命家更不明智，
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
/p>
即使现时在俄国，
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
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
如果我们提出
“承认
专政”
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
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
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
帮助孟什维克。
这是
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
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
善于在他
们中间进行工作，
而不
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
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
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
命家的，因为后者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
摆脱这种“原则性”吧！
）
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
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
拒绝在那裡进行
工作。毫
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
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
的外交手腕，借助
资产阶级政府、
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
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
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
工会中排挤出去，
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
攻击和迫害。我
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
不怕任何牺牲，
必要时甚至可
以採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
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
工会裡，想尽方法在那裡进行共产主义
工作。在沙皇制度下，
1
905
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
，但是当暗探祖
巴托夫
为了追捕革命者、
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
、
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
我们就派
遣我
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
（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
/p>
志，
他在
1906
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
，
同群众建立联系，
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
受祖巴托夫分子
[1]
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
< br>根深蒂固，
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
但是这种工作能够
进行而且必须进行，
并且要经常不
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
责
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
（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
是不明智的，
是对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
，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
或隐蔽
地、
完全或部分地支持，
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
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
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
不应回避、掩盖，
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我们
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
“独立党人”
（德国独立
社会民主党）
，
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
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附注
[1]
龚帕所、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
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
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
自己的无耻政策时採用一些文明、
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
/p>
“左派”
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
定的回答。
他们
的论据是什麽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
<
/p>
“??凡是回头再去採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
坚决地拒绝。
”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
且显然是错误的。
“回头再去採用”议会制！莫非在
德国已经建
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麽，怎麽说得上
“回头再去採用”呢？难
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
/p>
。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
传到实际战
胜议会制，
还相距很远。
早在几十年前，
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
“在
历史上已经过时了”
，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
< br>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
制时代已
经告终，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
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
单
位来衡量的。早
10
─
20
年或迟
10
─
20
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麽
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
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
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
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
？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麽“左派”的
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
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証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
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
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
1
期（
《
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
1920
年
2
月）上
登载了一
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
，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
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
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
到。
第一，
大家知道，同罗莎．
卢森堡和卡
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
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
1919
年
1
月就认为议会
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大家知道，
“左派”
是错了。
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
“
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的论断。
“左派”应该証明，
为什麽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
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
他们没有
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証据来。
一个政党
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
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
重，
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公开承认错
误，
揭露犯错误的原因，
分
析产生错误的环境，
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
重的党的标志，
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
级，
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德国的（以及荷兰的）
“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
自己明
显的错误，这恰恰証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
而是一个小组，
不是
群众的党，
而是知识
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
个小团体。
第二，
在“左派”
< br>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裡，
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
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
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
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
”
（上述小册子第
3
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裡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
“
左
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証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
的”
无产者，不仅仍旧讚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
，
那怎麽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
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
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
愿望，
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
态度，
当作了客观现实。
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
在俄国，
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
异常残暴，
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裡，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
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
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
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
特别仔细的研究，
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
悉，所以对别人身上
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
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
议会制当
然
“在
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可是问题
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
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
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
“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
群
众的党来判断事理，
处理事情。
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
的水平，
降低到本阶级中
落后阶层的水平。
这是毫无疑义的。
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
你们应
该把他们的资
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
但是同时
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
（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
、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
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
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
，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
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
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
Gro
β
bauern
）
走，那麽根据这一点
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
在德国，<
/p>
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
必须参加议会选举，
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
其目的正
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
正是
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
、
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
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
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在这些
机构内部工作，
正是因为在
那裡还有受神父愚弄的、
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
不然，
你们就
真有成为空谈家
的危险。
第三，
“
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讚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
你们还是少
称讚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
1917
年
9
─
11
月间，
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
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
呢？如果是不正确的，
那就应
该明确地说出来，
并且加以証明，
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
/p>
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
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
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
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
但
是在专门谈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这个概念
究竟是什麽意思的时候，
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
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
这类概
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9<
/p>
─
11
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
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
因为问题不
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
而在于
广大劳动群众对于採用苏维埃制度、
解散
（或容许
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
，达到了什麽程
度。至于
1917
年
9
─
11
月间，
由于种种特殊条
件，
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
士兵和农民对于採用苏维埃制度
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这是丝
毫不容争辩的、
明明白
白的历史事实。
虽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
而是在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以
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
这次选举收到了
非常可贵的
（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
政治效果，
我想，
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中
已经
証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
结论：
经验証明，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
个星期裡，
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
没有害处，
反而
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証明为什麽这种议会应该
解散，
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
易于促使资产
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
。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
来制定
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
而正是国际的策
略）
的共产国际，
那就是犯极大的
错误
，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
< br>“荷兰左派”
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
下面就是刚才提到
的
“荷兰人的”
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
4
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
“在资
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
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
的行动比较起来，
便逐渐失去意义。
在这种条件
下，
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
机构，
而另一方面，
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
< br>这时候，
拒绝以任何方式
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
的。
”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
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
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
如此。
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
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
都是错误的论据，
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
提纲作者
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
（法国
1848
年、
1870
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
1878
─
1890
年的经
验等等）
，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
的经验（见上面）
，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
般
说来，
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
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
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
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
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
府以及所
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
，等等，革命无
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
（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
< br>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
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
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
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
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1905
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
级的政党
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1917
年
2
月）
，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1917
年
10
月）
< br>，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
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
（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
可能
成为“中心”
）
，
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麽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
人必
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
，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
/p>
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
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
对派，
会使解
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麽方便。
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
克的斗争时，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
他们那裡有拥护
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
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十分清楚，
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
< br>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
这
对于我们
在
1918
年
1
月
5
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
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
了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
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証明，在革命时期，
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
同情革命的
（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
那就更好）
反对
派的活动配合起来，
是特别有益的。
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
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
的学理主义者，
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
或者从来
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
或者天
真地以为主观上
“否定”
某种反动机构，
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
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
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
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
果把它说得“过火”
（如
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
，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
的地步，<
/p>
而且在这种情形下，
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
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
，
正是这种熊的帮忙。
自然，
谁要是按
照老
套套笼统地说，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
会，
那也是不对的。
我不想在这
裡来说
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
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
只是结合国际共产
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
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
次是成功的、正
确的（
1905
年）
，另一次则是错误
的（
1906
年）
。我们分析一下第一
次抵制
的情形，
便可以看到，
那一次所
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
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
会外
的
（尤其是罢工的）
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
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
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
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証了自己对广大落
后群众的影响
。
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
根据上
述理由，
同样
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
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
，是根本
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
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
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
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
这是不容争辩
的。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麽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
民主党议员战
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
更具有
叛卖性了。
但是，
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
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
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
那就不仅不明智，
而且简直是
犯罪了。
在西欧许多国家裡出现革命情绪，
目前可以说是件
“新鲜事”<
/p>
，
或者说是
“希罕事”
< br>，
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
太失望、太焦急了，
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
所支配。当然，
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
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
为行动的，
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
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
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
制定策
略，
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
（和邻国的以
及一切国家的，
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
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
仅仅
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
，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这是非常容
< br>易的，
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
洲各国议
会裡，
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
。
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只是说出
了
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
1917
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
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
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
把革命进行到底，
却
要比欧洲各国困难。
我还在
1918
年
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
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証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
（
1
）
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
给工农带
来重
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
（
2
）
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
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
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
个敌人；
（
3
）
有可能坚
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
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
和交通不便；
（
4
）
< br>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
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无
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
（即社会革命党，
他们多
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
的革命要求，
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
了这些要求。
这些特
殊条件，
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
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
件也不
是很容易的。
除其他一些原因外，
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
要
想<
/p>
“避开”
这种困难，
“跳过”
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
那是十足的孩子气。
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
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
定、
忠诚、
英
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
的议会党团！
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
李卜克内西和
瑞
典的塞．
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
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
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
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
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
愤怒异常的环境中，
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裡锻造出一个共产
党党团来吗？！
正因为
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
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
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
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
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
/p>
才能
（并且应该）
进行长期的、顽强的、
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
“左
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
“领袖”
不好，
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採取“否定”
“领
袖”
< br>的可笑态度。
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
“领袖”
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
要造就可以信赖的、
久经考
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
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要顺利地克服
这些困难，
就非把合
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
使
“领袖”
受到考验不可，
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
批评，
而且是最尖锐、
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
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
而应该是针
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
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
只有这种批评
（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
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
才是既有益处又有
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
，
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
又教育群众，
使他
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
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
常错综複杂的任务。
[1]
附注
[1]
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
共
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
派”
（
Communista
astensionista
< br>）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
主编的《苏维埃报》<
/p>
（
1920
年
1
月
18
日和
2
月
1
日《苏维埃报》第
3
号和第
4
号）
、四期
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
1919
年
10
月
< br>1
日─
11
月
< br>30
日《共产主义》
第
1
─
4
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
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
的。
那就是说，
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
因为后
者依
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裡，
依然
当议员，
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
机会主义的老政策。
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种现象，
当然是一个错误，
这种
错误也会像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
< br>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
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对机会主义
的议员採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
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
，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証明“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存在是对的。
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
“不彻底”
（
< br>《共产主义》
第
3
期）
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
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裡，
已经看到
“左派”
何等坚决地提出
“不
作任何妥协”
的口号。
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竟忘
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
请看看
1874
年恩格斯反驳
33
个布朗基
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
（恩格斯同
马克思一样，
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着作家，
能做到每一
巨着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
“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
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
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
日子，延长奴隶制
的时期。
’
德国共
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
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
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
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
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
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
33
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
< br>们以为，
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
那就
万事大吉了，
只要──他们确信如
此──日内‘干起来’
，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麽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
。因此，如果这
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
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
（弗．
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
流亡者的纲领》
，载
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
1874
年第
73
号，引自《
1871
─
1875
年论文集》俄译本
191
9
年彼得格勒版第
52
─
53
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
意，
说瓦扬有
“不容争辩的功绩”
（瓦
扬和盖得一样，
在
1914
年
8
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
。
但是，
恩格斯对他
的明
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
而作了详尽的剖析。
当然，
在年纪很轻、
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
以及在甚至岁
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
的”
，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
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
议论什麽
“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
为什麽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
但是，
在多次罢工
（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
种表现来
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
的、政治上
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
每个无
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
和剥削者作过“妥协”
，
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
也不得不去上工。
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裡，
都看
到了
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
（罢工者
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
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
而作
的妥协，
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
的忠
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
！
）
，
怯懦畏缩，
甘
愿向资本家讨好，
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
利诱、
劝说，
捧场
（这种叛徒的妥协，
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
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
然而所有国
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
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
，却
把原因推给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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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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