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定性分析

第三种观点也对于《解释》立场的通说进行了批判，并且与第二种观点十 分类似，其认为“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的含义应定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放弃救助被 害人以及保护现场的义务的行为。与第二种

[3]

观点相似，这 种观点认为，不论逃离事故现场与否，只要未能履行上述义务即构成逃逸

。这种观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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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放弃救助伤者及保护现场义务说”

第四种观点认为，逃逸的规范目的是为了保护 确认利益，即“顺利理清事故因果关系及确认法律责任

归属”，认定逃逸情节的关键“在 于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者之身份”，因此此观点认为“逃逸”是指

[5]

。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确认利益说” 。

2.

笔者个人对于“逃逸”含义的理解

关于学界现存的各种观点以及“逃逸”含义的理解，笔者也有着个人的看法。

首先，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确实属于一种正常心态，缺乏期待可 能性；并且交通肇事罪确实

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刑法》才设立了逃逸相关的法定刑加重 情节，所以通说观点以“为逃避法律追究而

逃离现场”作为“逃逸”的观点是欠妥当的。

其次，另外三种观点都试图探究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相关内容的 立法目的以及逃逸的本质，笔者认为这

有利于对“逃逸”含义更清晰的确认。但是，上述 观点中认为只要符合逃逸本质或立法目的，即使交通肇

事案件行为人没有逃离现场也应认 定为逃逸行为，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实质解释论。实质解释在一些方面经

常受到诟病，比如 ，实质解释很容易导致一种目的论上的扩张解释，而其在推理形式上与类推解释并无本

[ 6]

质不同

；还有，实质解释由于从本质出发进行解释，其解释 对象的概念外延往往会被扩大，而有时候甚

至大大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可理解范围，这势必 会降低人们对于自身行为是否触犯刑法的可预测性，也会大

大降低刑法的稳定性。“法律 的价值判断必须维系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法律不是供人仰望的云天，法律

的制定与解释 ，

都不能背离生活经验

......

法 的解释如果背离生活经验与基本的价值信念，

就会引起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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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遭到唾弃”

。这显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以“不履行救助义务说”的观点为例，其认为“逃逸”的本质是“不救助” ，故符合“不救助”的行

为即是“逃逸”，这显然是欠妥当的；其实，这是一个概念涵摄 问题，“逃逸”涵摄于“不救助”，正如

“馒头”涵摄于“主食”，但不能说“主食”就 是“馒头”，涵摄问题固然是属于文理解释的范畴，但是

过度强调目的解释以至于超越文 字可以承载的范围，甚至有可能造成他人对法条理解的障碍是无法令人接

受的。因此，无 论是从情理上，还是从解释方法上，将未逃离现场的行为评价为逃逸行为都是不恰当的。

最后，基于对上述观点的考量，笔者认为，“逃逸”的含义应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是文 理解释，即

逃逸行为本身首先应是交通肇事行为人逃离现场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逃离现 场的行为都可以被评价为逃

逸行为；基于此种原因，应该通过目的解释进一步确认逃逸行 为的范围，即逃离现场的行为应在客观上违

反了行为人的救助义务、保护现场义务，并有 可能造成交通肇事被害人或其他人危险的上升或者法益侵害

的结果。同时满足以上两点才 可以被定义为交通肇事中的逃逸行为。

因此，按照笔者的观点 ，交通肇事后当事人不逃离、不救助的行为不应该被认定为“逃逸”，故也不

应被《刑法 》第

133

条交通肇事罪的相关条款所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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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之定性

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交通肇事后当事人不逃离、不救助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逃逸行为，那么如何对 于

该种行为进行定性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在本质上与逃逸行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么通过参考< /p>

外国刑法中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规定或许可以为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的定 性提供新的思

路。纵观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刑法及交通法规，虽然各国对于交通肇事行为 本身有的规定为危险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