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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寻访国学大师钱穆
曾被贴上“反动文人”标签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六年书
,天天生活在未名湖畔,竟然不知未名湖这一名字是谁
取的。直至这次在台北参观了国学
大师钱穆的故居“素书楼”,方知未名湖这一名字是钱
穆先生取的,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汗
颜――不过,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钱穆的名字在大
陆是禁忌的符号。
我也熟知大陆
的“三钱”,即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我却不知钱伟长这名字
也是钱穆取的。钱伟长
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同样道理,在那个年代,钱
穆在大陆曾经遭到“批
判”,被称为“反动文人”,是“免提”的名字。
钱穆原名钱思钅荣。
1912
年,十七岁的钱思钅荣由其长兄钱挚为之改名钱穆,字
宾四。钱穆的名
“穆”与字“宾四”,语出《尚书
?
舜典》:“宾于四门,四门
穆穆。”
钱穆给钱挚长子取名“伟长”,则是因“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字伟长,擅长诗
赋。钱穆给侄子取名“伟长”,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学问家。
钱穆毕生研究国学,无党
无派,并不涉及政治,只是由于他受到蒋介石的礼遇而
定居台湾,在海峡两岸尖锐对峙的
岁月,便把他贴上“反动文人”标签,钱穆的纯学术国
学研究著作在大陆无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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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到海峡两岸一片祥和气氛的今日,洋洋一千七百万字的《钱穆先生全集》,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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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钱穆的代表作之一《国史大纲》,在此前出版,成为大陆畅销
的学术著作。
其实钱穆故居“素书楼”离我的长子家很近。每一回驱车穿过
自强隧道进入外双
溪,就见到东吴大学醒目的校门。我并不知道钱穆故居“素书楼”就在
东吴大学校园之内。
当我去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参观时,得知钱穆故居“素书楼”就在附
近的东吴大学里,当
然就决定前去寻访。
东吴大学原是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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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第一所民办大学,校名“东吴”就意味着学校所
在地是苏州。
1952
年改为江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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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改为苏州大学。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
经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
1951
年在台北汉口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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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东吴大学,
1961
年迁至外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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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双溪的上游为内双溪,发源于阳明山山脉擎天岗附近,先向南流后转向西,与
菁
?
溪(碧溪)汇合之后,成为外双溪。外双溪一带属于台北士林区,有
山又有水,风景
优美。从
1950
年起
,蒋介石就住在这里的士林官邸。始建于
1962
年的台北故宫
博物院,
也建在这里。就连张大千建造私宅,同样选中这里。
车至东吴大学大门口,门
卫告知沿着学校的主干道一直往里,路的右侧的小山坡
上,便是钱穆故居“素书楼”。穿
过大片校区之后,果真看到一个小山坡,在茂密的绿树
丛中,隐约可以看见一幢红砖外墙
的小楼,想必是“素书楼”。驱车上山坡,便见到两扇
红色大门,门上有一黑色木牌,上
书“素书楼”三字。右侧的水泥门柱上,挂着“钱穆故
居”的牌子。据说当年钱穆先生住
此,便指定大门要漆成红色,即所谓“朱门”之意。门
内门外,一棵棵榕树如巨伞撑开,
长长的树须随风飘荡。司机张先生把轿车停靠在附近之
后,我和妻一起入内参观。
走访台北素书楼
进门之后,还要继续上山。面前有两条路,左侧为步行道,沿
石级而上;右侧为
车行道,钱穆先生晚年体衰,无力登山,外出时乘夫人胡美琦驾驶的一
辆小金龟似的轿车,
车行道直抵小楼。
我拾级而上,曲径通幽,
走过之字形石级,向上二十多米,便是一幢红灰两色相
间的两层楼房。远看只是一座小楼
,近看则大于通常的两层别墅。钱穆先生把自己的居所
命名为素书楼,其缘由是他在无锡
七房桥五世同堂的故居第二大厅叫素书堂,他十七岁时
得伤寒,误用了药,几乎不救,母
亲花费七个星期日夜精心照料,终于使他脱离险境,为
了感恩母亲,以素书楼表达怀念之
情。
< br>素书楼的底楼左侧为客厅。客厅颇大,如同课堂,可容四五十人。从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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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素
书楼落成起,至
1986
年止,钱穆在家授课,客厅即讲堂。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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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下午,九
十一
岁的钱穆在素书楼讲了最后一课,他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从此
钱穆告别讲坛。
钱穆崇敬南宋思想家朱熹。在客厅里,我看见摆设有朱熹像,
以及朱熹所书“立
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等字轴。钱穆故去后,客厅安放钱穆铜
像,以表纪念。客
厅里还陈列着钱穆在
1986
年
6
月
9
日下午上最后一课时的照片。
客厅对面如今是一个多媒体放映室,原先是钱穆夫人胡美琦的
画室。钱穆一生有
过三次婚姻。
1928
年夏秋之际,他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给了钱穆沉重的打击。
此后钱穆与张
一贯结婚。张一贯是一位小学校长,与钱穆育有四子两女。
1949
年钱穆只身赴广州然后去香
港。
1952
年钱穆到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刚落成的
礼堂演讲,忽被屋顶掉下的大水泥块击晕,送到医院急救。后来送至台中养病,受到在台
中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照料。胡美琦曾经就读厦门大学和香港新亚书院,而新亚
书院正是钱穆创办的。后来胡美琦从台湾大学毕业,来香港工作。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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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钱穆与胡美琦
在香港结婚。
从素书楼底楼到二楼的楼
梯两侧,悬挂着钱穆先生多幅照片,仿佛是从钱穆一生
中截取一个个有代表性的瞬间。其
中最为引起我注意的是
1981
年钱穆与侄子钱伟长在香
港的合影。
二楼左侧是钱穆书房。书房四壁皆是从地板至天花板的“顶天
立地”的书架。靠
窗是钱穆先生的书桌。钱穆诸多著作都是在这里写出来的。钱穆生活很
有规律,早餐之后
便在书房写作,直至中午。午休之后又继续写作。
我在钱穆的书柜里
,看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卷,一千七百万字。这
是钱穆故世之后,由钱穆夫
人胡美琦以及几位钱穆门人整理、编辑的,共分三编,即甲
编――学术思想,乙编――史
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钱宾四先生全集》于
1998
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楼的另一个房间是卧室。钱穆夫妇的卧室陈设很简单,两张
床铺和一个五斗柜
而已。
卧室之外是很大的阳台。透过阳台的玻璃窗,可以看见“故宫
博物院”绿色的屋
顶。钱穆和夫人常常坐在阳台上欣赏美景。钱穆在八十二岁时,曾经写
下一首五绝,描述
自己的素书楼:
开窗北山下,
日出竹光朗。
楼中人兀然,
鸟雀时来往。
“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
钱穆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学研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惊
人的刻苦与勤奋。
钱穆出身钱氏书香门第,乃吴越武肃王钱
?<
/p>
第三十四世孙。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
穆称钱基博(钱钟书
父亲)为叔,而钱钟书则又称钱穆为叔。
钱穆父亲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体弱多病。钱穆七岁入私塾,但
是在十二岁时,家
庭的顶梁柱、四十一岁的父亲离世,孤儿寡母不胜困苦。所幸母亲节衣
缩食,坚持让钱穆
上学。钱穆在常州中学上学时参加学潮,当时该校学潮的领导者之中还
有后来成为五四运
动干将的刘半农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钱穆在高中尚未毕
业之时,
1911
年,
十六岁的他因家
贫不得不辍学去乡间担任三兼小学的国文教师,
1913
年任教
于无锡县第四
高等小学(梅村),
1919
年任一所初级小学校长,
1922
年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
学教师。
在做了十一年小学教师之后,应聘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师,即开始在中学
任教。
1927
年成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前前后后钱穆担任小
学、中学教师达十九年之久。所以这
位国学大师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钱穆在教学之
余,写作文史论文投稿,在上海《申
报》发表,引起学术界注意。但是后来他的投稿屡次
不见刊发,钱穆一打听,方知原委:
他在致报社的信中,提及自己是乡村小学教师――在
当时的编辑看来,乡村的中小学教师
能有什么学问?于是不用钱穆的文章。
然而钱穆“
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经过十几年的日夜苦读苦学,他发现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
《新学伪经考》竟然“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
1929
年,
胡适、顾
颉刚来苏州中学演讲,作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三十四岁的钱穆得以与他们相识
。也就在
这一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所力主的刘向歆伪造诸经之说
不成立。
这篇论文于
1930
年发表于
《燕京学报》第七期。顿时,钱穆引起了胡适、顾颉刚等北平
学术界名流的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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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致函钱穆:“君似不
宜长在中
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这位江苏乡间教师在
1930<
/p>
年一举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为美国的“中国通”司徒雷登,他设宴招待
新来的教师,钱穆
应邀出席。司徒雷登询问新来的教师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直言道:
“初闻燕大乃中国
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
‘M’楼、‘S’楼,
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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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很重视钱穆的意
见,专门召集校
务会议加以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
楼为“办公”
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园中有一湖未名,众人提
出各种各样的
名字都觉得不合适,钱穆建议就叫“未名湖”,得到一致赞同。
钱穆来到北平的次年,即
1931
年,顾颉刚又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
1931
年
3
月
18
日顾颉刚致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引者注:指钱
穆)如到北
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
们虽方向有
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以我有流
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
著作,过数
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亦看重钱穆。就这样,钱穆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
“北胡南钱”之誉鹊起
顾颉刚致胡适函中提及的钱穆新著《诸子系年》,即《先秦诸
子系年》,出版之
后受到学术界推崇。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
颉刚则称“作得非
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胡适对学生说:“有关先
秦诸子事,可向宾
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从此钱穆进入国学研究精英之列,除在北
京大学授课之外,
还兼课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钱穆的讲课如同演讲,
生动而富有创见。
讲得高兴时,往往庄谐并作,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据称,
钱穆“每一堂近三
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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