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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主义,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女性白我意识之
觉醒,继之以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之兴起,开始了对于
“文学中的女性”与“女性的文学”之种种反思和研
讨。到以后女性主义性别之论述,则结合了与政治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
派的对话,而且与时俱进地渗人
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新说。其所牵涉的纷<
/p>
纭繁复,自然早已不是浅狭如我者之所能尽窥其义。不
过,要想探
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
一些有关性别和文化的问题。本文标题所提出
的“女性
语言”,就是在探讨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时,所首先要
触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说到“女性语言”,就不能不
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女性语言之论
说的提出与演化略
加追述。本来早在
1991
< br>年,当我撰写《论词学中之困
惑与
<
花间
>
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
(
简称《论词学中
之困惑》
)
一文时,已经早曾对于安妮?李赖荷
(Annie?leclere)之《
女性的言说》
(Parole
de
femme)
、
卡洛琳?贝克(Carolyn?Barke)
之《巴黎的报告》
(RePorts on
paris)
、特丽?莫艾
(Toril Moi)
之《性别
的、文本的政治
: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sexual 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诸家著作中有
关女性语言之说,做过简单介绍
[
1]
。约言之,她们所
提出的大约有两个重点
< br>:
其一是一般印象中所认为的男
性语言之特色为理性、明
晰,女性语言之特色为混乱、
破碎之二分法的观念,应该予以打破
;
其二是女性应该
尝试用写作实践写出自己的语言。除去我在
该文中所举
出的以上诸家有关女性语言之一些基本的观念以外,现
为本文之撰写,我还要提出另外两家重要的说法,那就
是露丝?依丽格瑞
(Luce Irigaray)
之“女人的话”(Le
Parler
Femme)
与海伦?西苏
(Helene
Cixous)
之“阴性
书写”(eriture femin
ine)[2]。她们所致力的都是对
男性父权中之二元化的解构。依丽格瑞认为,如果
陷身
于男性中心的语言架构之中,女人所能做的就只是鹦鹉
学舌
,否则就要保持沉默。所以要将之解构,而另外建
造出不受父权中心所局限的一套语法与
文法。这种女人
话的特征是经常处在一种自我编织的过程中
(i
n the
process of weaving itself)
,拥抱辞语同时也抛弃辞
语
(embraeing
itself
with
words
but
also
getting
rid
of words)[2]29-30
。为的是不使其固定化。依氏同时
也以自己的写作来实践她的理论,就以她提出
此种说法
的那本著作《性别非一》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一书而言,不仅在内容文体方面有着多种变化,而
且就
连书名本身,也有着明显的意义不确定的性质。西苏则
认为
,男性父权中心的运作方式乃是占据和拥有,而所
谓“阴性书写”则是给予,她对一切运
作方式都置之不
顾,
到最后,
她寻求的
不是她的收获,
而是她的差异
(not
her
sum
but
her
differenees)[3]
。又说:“当我书写,
那是写出我自己
(written
out of me)
,没有排拒
(no
exclusion)
,也没有规约
(no stipul
ation)
,那是对爱
之无止境的寻求
(unappeasable search for
love)
< br>。”[3]264
而根据前文所曾提及的那位女学者特
丽
?莫艾
(Toril
Moi)
在其<
/p>
《性别的文本的政治》
(Sexual
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
ory)
一书
中,对于西苏所提出的“阴性书写”的论述,莫氏
以为
西苏之概念,实在与德希达
(JacquesDerrid
a)
之解构理
论之说有密切的关系
[4
]
。德氏之说是从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
ssure)
之语言学发展来的。索氏认
为,语言在落实到说与
写之前,其能指
(signifier)
与
所指
(signified)
已经具有了一种固定的结构关
系。而
德氏则认为,语言中之“能指”与“所指”是随着时间
与
空间之不同而改变的。因此德氏乃提出了一个新的术
语,称之为“延异”(differ
ance)[5]。而且德氏以为,
写作之语言与口述之语言不同,口述者之自我在场,
而
写作者之自我则不在场,因而其“能指”与“所指”乃
形成了
一种难以固定的关系
[6]
。至于西苏,虽然也提
出了所谓“差异”(difference),但西苏所致力的乃是
破坏男性
父权逻辑之控制,要突破二元对立之说,而享
有一种开放文本的喜乐
(the
pleasure
of
open
一
ended
textuality)[5]
。再有一点应注意,即西苏所谓“阴性
书写”,所指的只是一种写作方式,与作者之生理性别
并无必然关系。
所以一般译者往往将其所提出的
“ecriture feminine”译为“阴性书
写”,而不称之
为“女性书写”,这是为了表示一种特殊的意涵。也正
< br>如一般译者之将依丽格瑞所提出的“le Parler
femme”之译为“
女人的话”或“女人话”,而不称之
为“女人话语”或“女人语言”,那是因为中文所译
的
“话语”和“语言”甚至“言语”,在今日专门介绍西
方理论
的中文著作中大都已经另有专指。“话语”指的
是“discourse”,“语言”指
的是“language”,而
“言语”则指的是“speech”。这些均有专指,所
以依
氏所提出的“le parler femme”就只能译为“女人的
话”了。而且依氏所提出的此一说法,其实还有一个吊
诡之处,那就是“pa
rler”一字当作动词用时,原可不
分性别地泛指“说话”和“讲话”,但当其做名词
用
时,作为“语言”或“言语”之意时,则是一个阳性的
名词,
所以前面的冠词用“le”而不用“la”,但后面
的“femme”一字,则确指生理
上的女人。依氏此种结
合两种性别的词语,在女性主义论述中,当然可能也有
其颠覆男权之独特的取义。而本文之标题所用的则是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
”。我现在首先要表明的是我虽
引用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一些论述,但却并不想承袭<
/p>
她们的论述,只是想透过她们的一些光照,来反观中国
传统中的一
些女性词人之作品的美感特质而已。我所说
的“女性语言”主要指的是女性之词在语言中
所表现
的女性之内容情思
;
至于“女性
书写”,则指的是女性
在从事词之写作时,所表现的写作方式和风格。
< br>
说到词的美感特质,首先要提出男性与女性之词的起点
不同。对于男性之词的美感特质之探讨,我是以《花间
集》开始的。虽然早在唐代就有不
少诗人文士从事过词
之写作,如世所共传的李白之《菩萨蛮》
(
平林漠漠烟
如织
)
、《忆秦娥》
(
箫声咽
);
张志和之《渔父》
(
西塞
山前白鹭飞
);
刘禹锡之《忆江南》
(
春去也
);
白居易之
《长相思》
(
汴水流
)
p>
诸作,大都与诗之绝句的声律相去
不远,不仅体段未具,而且声色未
开,只能算是诗余之
别支。至其真能为词体之特质奠定基础者,当推《花间
集》中之温、韦为代表。而温、韦所奠定的《花间集》
之美感特质,则我在多
年前所写的《论词学中之困惑》
一文中,已早有论述。总之《花间集》之以叙写美女与<
/p>
爱情为主的小词之出现,对于男性“士”之文化意识中
的以“言志
”为主的诗歌传统,乃是一种背离。不过,
值得注意的则是,作为一个男性,即使当他为
歌筵酒席
之流行歌曲撰写歌词,而脱离了“士”之意识形态时,
他的作为男性的父权中心之下意识,却依然强烈地存
在。因而这些男性词人笔下之美女与
爱情,就形成了两
种主要的类型
:
第一
种类型是用男性口吻所叙写者,则
其所写之美女就成为一个完全属于第二性的他者。他们
笔下所写的美女,只是一个可以供其赏玩和爱欲的对
象。《花间
集》中,凡属大力叙写女子的衣服装饰姿容
之美的多数作品,其笔下之女子自然多是属于
赏玩之对
象。至于另一些大胆叙写男女之情,如欧阳炯者,则其
笔下之女子大多是属于爱欲之对象。而无论是属于赏玩
之对象或爱欲之对象,其男性父权
中心之意识都是显然
可见的。至于第二种类型则是用女子的口吻来叙写的女
性之情思。此类叙写也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在男子的爱
欲之中女子所表现的无
悔无私的奉献之情,如牛峤之
“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7]、毛文锡之“永愿作<
/p>
鸳鸯伴,恋情深”[8]属之
;
另一类则
是当女子失去男子
之爱情时所表现的相思怨别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
< br>《花间集》中占了极大的分量,而也正是这一类作品中
所写的女性情思,竟使读者
引生了许多男性之“感士不
遇”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联想。这
种联想之引发,如本文在第一节《叙论》中之所言,固
应是由于一种“
出处仕隐”之属于男性的士文化之情
意结的作用,自不待言。而如果抛开此种作用之联想
不
谈,而只就其表面所写的男子想象中之被自己所离弃以
后的女
子之情思而言,便可分明感受到男子之自我中心
的一种充满自信的强烈的男性意识。在男
子的意识中,
对女子之取舍离合其主权固然完全是操之在己的一种
自由任意的行为,而女子对于男子则应是永不背弃的忠
贞的思念。所以早在
14
年以前,当我撰写《论词学中
之困惑》一文时
,就曾应用过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李丝丽
?费德勒
(Leslie
Fieldler)
和玛丽?安?佛格森
(Mary
Anne Ferguson)
之说,她们以为向来男性文学作
品中之
女性形象都是不真实的,都不是现实中真正的女性。女
性
应该努力脱除旧有的定型的限制,写出女性自我的真
正生活体验和自我真正的悲欢忧乐<
/p>
[1]
。
关于
女性之词和男性之词的起点之不同,我在前文已曾
叙及,男性之词的特质以《花间集》为
起点,而女性之
词则应以敦煌曲子为起点。因为女性之词与女性之诗,
< br>在其都以叙写个人之生活情思为主的本质上,既然并无
不同,不像男性之词有着从
言志之诗到歌曲之词的重大
的背离,那么女性之词自应随词体之开始为开始。而如
本文在《叙论》中所言,早期之良家妇女根本不敢从事
于这种歌词之写
作,所以早期的女性词作流传下来的乃
大多为歌伎之词。而私意以为,歌伎之词又可因其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