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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
王伟
2012-5-4
11:28:00
来源：《学术界》
(
合肥
)2011
年
10
期
内容摘要：
盛宁先生指责国内学界的
“文化研究”一直在“何谓文化研究”
的问题上打转，
执迷于所
谓的理论问题而严重忽视了批评实践，
这使文化研究走
入了死胡
同。
这种无的放矢的批评实际上导源于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理解，
机械地
认为理论与实践可以一刀两断，
罔顾文艺研究中丰富而复
杂的中国经验，
未能认
清文化研究何以在中国兴起并长盛不衰、
引发的焦虑与真正的困境是什么。
关键词：
文化研究；意义；问题
作者简
介：
王伟（
1977
—），福建省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
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十多年前，
有学者因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文学批评写过
悼词而名动一时，
可堪与之媲美的是这两年闹得正欢的给中国文学分别“唱衰”及“唱盛
”的“垃
圾论”与“高峰说”。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尽管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实则大
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利奥塔“向总体性开战”的呼吁传播已久，很多时
候不少学者仍然钟情于宏大判断，
而不愿意简单地往前再走哪怕一小步，
认真地
做些具体分析。久负盛名、让人仰慕的盛宁先生《走出“
文化研究”的困境》①
一文不幸亦有此问题。
在他看来，
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自打引入中国学界一
直到现在都执迷于理论探讨，
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本该三言两语了断的论点与方
法，不去进行具体的实践分析，因而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死胡同。因此，只有从对
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走出尴尬的困境。
这个判词与对策
看起来义正辞严、
合情合理，
问题是与
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现状太过隔膜，
做出的
指斥抛开了文化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无的放矢。
一、“文化研究”不能本质化
跟那些
定义明确、
界限分明的学科或研究方法相比，
文化研究明显有些
另类：
它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专业的知<
/p>
识与研究方法，也即是说，无论是研究视野、材料还是取向，文化研究都有极大
的开放性与包容力。谈及何谓文化研究时往往言人人殊，因为它有不同的来源：
或接受葛兰西“文化霸权”说的影响，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接受后马克
思主
义的影响，
或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启发，
或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
示，
或受到
后现代主义的启迪，
如此等
等。
而且，
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并非都集中于文学研
究领域，
其它学科的从业者也大有人在。
这就使得
文化研究五花八门，
风格各异，
很难精雕细刻出一个令人满意的
完美定义。
其实，
真正在第一线从事文化研究的
学者也不以提炼出一个定义为要务，
定义的缺乏对他们的研究来说也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儿，
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最为反对定义，
因为它
“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
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
的划分”。②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遍
又一遍、
不厌其烦讨论的都是
‘什么是文化
研究’
，
试图对它做一个确切的界定，
列出个一二三四，似乎做到了这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国
学界一直
纠缠于给文化研究下定义，
其余一概不管。
这要么归咎于国内学
人的愚
钝与固执，
要么只能归咎于该种说法的言过其实。
反对在定义文化研究上耗费过
多的精力，
我们
同意这一点，
但对于学界那么长的时间仅仅闭门探究了这一问题
则不敢苟同。
定体虽无，大体须有，那么，理论家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呢？“
‘文化研究’
并非时下流行的泛文化研究，
而是指我国文学、<
/p>
文艺学领域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
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研究。
”
既然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发生在
“文艺学”
的地盘，
又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
那么
，
文艺学的扩容问题——研究对象不再囿于文学经
典同时也包括
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学与更广的大众文化——就理应进入考虑的范
围。所以，不仅是曹雪芹
的《红楼梦》，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还有
《红楼梦》中的饮食、发饰、化妆
、女红等日常生活乃至其中的同性恋都成了研
究者的盘中餐；不仅是《红楼梦》，还有时
装、流行歌曲、洗衣粉广告、武侠电
影、网络段子、网络“恶搞”等也是研究者津津乐道
的话题。令人疑惑的是，能
否将后者统统归入
“泛文化研究”<
/p>
而关在文化研究的门外？认可了文艺学的文化
研究趋向，
怎能再给这个开放的旅程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又能否将所谓
“泛文
化研究”与文艺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截然分开？
尽管理
论家也口口声声说文化研究并无边缘清晰的外延，
但在不知不觉中却
将其本质化。
这种把文化研究本质主义化的另一表现是将理论排斥在外，
断言文
化研究的宗旨为“实用性”，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有
意思的是，
当理论家谈及文化研究时肯定性地引用了伊格尔顿：他“径直就把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至世纪末的这几十年，都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
应予指出的是，伊
格尔顿这里采用的是“文化理论”一词，回到《理论之后》的
语境，这里牵涉到一批卓有
成就的理论大家，譬如拉康、斯特劳斯、阿尔都塞、
巴特、福柯、布迪厄、德里达、杰姆
逊、萨义德等。③
姑且同意伯明翰学派的
立论和方法“就那么几个要点”，把其内部成员的差异撂在一边，问题是，面对
这些
学者的诸多开创性著作，
还能不能草草结束战斗？要不要、
应不
应该有一部
分研究者花费足够的精力深入钻研他们说了些什么？
“理论之后”
绝非意味着我
们可以昂然返回没有理论的天真乐园
，
伊格尔顿的提醒言犹在耳，
那么，
就
算文
化研究的核心是实用性，
它拿什么来进行实践分析？如果离
不了理论这个前提的
话，
有一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深感兴
趣就顺理成章。
不妨说，
文化研究有
两
大部分：理论的与实践的，或者理论资源与实例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
在理论—实
践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时，
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致的二元对立，
既不
能把这种关系僵化，也不能在它们之间无谓地做出谁更重要的取舍。
二、中国的“文化研究”缺少实践？
理论家言之凿凿：
文化研究原本是
“实践问题”
，
这是
“必须做的正经事”
，
但学界却
在“理论问题”上啰嗦个没完，荒废正业。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宏伟的
判断却仅有两条单
薄的依据。
其一，
阿拉克教授点评中国学者文化研究的文章时<
/p>
认为其中大多数都只是有关理论本身的争论，问题是这个
1997
年的意见现今是
否还能站得住脚。
“依
然是乏善可陈。”不难想见，十几年来众多学者文艺研究
的大量成果都被一次性格式化。
其二，有学者访谈霍尔时想在理论上有所借鉴，
而霍尔强调要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这位具有理论性情的学者不免失望，
理论家由
此大发感慨：
“把一个原本就是实践的问题，自作多情地当成理论问题”，照这
样搞文化研究不入死胡同才怪。
既然霍尔认为自己只是运用而非生产理论
，
那么，
想从他那儿得到理论上的经验多少有些所遇非人。
不过，
霍尔还只能代表文化研
究中的一种类
型，
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向文化研究全部都是实践问题的结论，
更
不能由这一位学者的理论趣味而断言我们的整个文化研究已然死路一条。否则，
不是以偏概全又是什么？
正面列举文化研究的实例易如反掌
。
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不久就涌现出第一批
重要成果，即李陀主编
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
其中包括戴锦华
《隐形书写——
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
1999
年）
、
宋伟杰
《从
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
再解读》（
1999
年）、王晓明主编《在新
< br>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90
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
2000
年）、戴锦华主编
《书写文化
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
2000
年）、南帆《双重视
域——
当代电子文化分析》（
2001
年）、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
（
2001
年）、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
（<
/p>
2002
年）、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
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
2002
年）、邵燕君《倾
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
2003
年）、陈昕《救赎与
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
2003
年）。这些著作显示出对中
国文学与
文化问题的及时关切，
分析的焦点是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参与了我们
< br>这个时代的意义生产。
它们也不是单纯地列举事例，
而是
重在对实例、
现象进行
解读，剖析其何以如此的诸般因由。
近年来，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成为热点，它突破了“拨乱反正”后针对极左
文学观念的审美主义，
力图把文学重新置入广阔的社会场域中进行评价，
这其实
就是典型的文化研究路数，
因为它重在铺陈文
学是如何被动态的文学制度及其复
杂的机制生产出来的。
这方面
的代表论著有王本朝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
1949
－
1976
）》（新
星出版社，
2007
年）、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1949
－
197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李洁非与杨劼《共和国
文学生产方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等。
就笔者目力所及，
其它比较值得介绍
的文化研究案例有戴锦华、
崔卫平的影
视解读，譬如，
《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
1978
－
1998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版社，
2008
年）等；著名乐评人李皖
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谱系式梳
理，
例如
《过了二十年，
无人来相会》
（
《读书》
2010
< br>年第
3
期）
、
< br>《解放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
——
< br>“六十年三地歌”
之一》
（
《读
书》
2010
年第
11
期）《民歌嘹亮（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六十年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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