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陈寅恪对中国史料的断代分布有一总体
看法：
“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
不详，无从印证。
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
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
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
有发现，足资考订，易于着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
牛充栋
，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面地下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
”
（见王钟
翰《陈寅恪先生杂忆》）
这一看法，不仅左右了陈寅恪的研究范围和方
向，而且透露出他对史料之关系于史学研究的基本见解。显然，他之
所以一再声明：
“
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
，
“
上古史之范围，非寅
恪所敢置词
”
，非唯谦虚
之论，而有深
意在焉。在他看来，近代史料太多，上古史料太少，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前者令研究难以全面；
后者使研究难以定案。而中古以降近代以前，史料既非多到无从下手，也非少到无从印证，治史者
最有用武之地，成果
也足以征信。因而他的治史范围始终以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为重点。<
/p>
张尔田<
/p>
（近代知名史家，参加撰写《清史稿》，张东荪之兄）曾说历史被史料所表现的，可能真是
千万中之一二；
且其所表现的，还往往随时间环境之转变而更易。
一、
史料引用导致错误的几种主要原因
1
、史料本身无错误，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造成错误
例一：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钱，每月
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
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
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
《苏东
坡集》
卷三十《答秦太虚书》
思考：黄州物价当时高还是低？
理解
错误之处
-------
日用钱
是苏轼
个人一天的零用钱，不是全家一天的生活费。哪个家的柴米油盐吃一天买一天。
何忠礼《围绕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
----------
《杭州大学学报》
1989
年第四期
《司马光奏议》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p>
)
卷三八《乞以十科举士札子》中一段话的标点：
“
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
舍谏
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
内举三人。
”
点校者没有弄懂宋代什
么叫
“
职事官
”
、什么叫
“
寄禄官
”
、什么叫
“
职
”
，而妄下雌黄，把所有官名都当作职事官一口气点
下去了，结果当然是难以使
人卒读。
正确的标点应是：
“
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
至
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
”
2
、
史料本
身没有错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正确造成错误
例一
------------
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载
“
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
,
凡遇胡、虏、
夷、狄等字
,
每作空白
,
或改易形声
,
如以夷为彝
,
以
虏为卤之类
,
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
,
避之以明其敬慎
,
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
嗣后临文作
字，及刊刻
书籍，如仍蹈前辙，照大不敬律治罪
”
。
思考
--------
从此之后清朝皇帝的确这样做了？
答
案例证
----
《四库全书》中这种修改俯拾即是。
常见推断错误：
丰收地区粮价推断为全国性的粮
价；个别农业生产条件好地区粮食产量推断为各地的普遍产量；只有高官
才有的待遇推断
为所有官员的待遇；某一历史人物偶尔一句同情穷人的话，推断为代表人民群众利益。
竺可桢文集中关于灾荒数字的分析
3
、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造成错误
例一：《史记
高祖本纪》：
“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
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
秦汉以后皇帝出身此类记载仅此一例。
为什么？
奥妙：刘邦不是太公亲身孩子
王云度
《刘邦血亲析疑》《中国史研究》
1997
年第四期
4
、
没有直接引用原书，造成以讹传讹
例子太多
年轻学者最容易犯此种错误
5
、因为版本不善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者脱漏
例
一
---------
“
有读史记者曰
:?
晋师三豕涉河。
?
子夏曰
:?
非也
,
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
,
豕与亥相似。
?”——
《吕氏春秋
·
察传》
古籍中二与三、三与五、十与千错误不少
郑州大学教授点校的《安阳集》非常糟糕。
宋江投降问题与邓广铭先生的失误
6
、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这是史料引用致误的最主要原因。原因有多种，主要有两种。（
1
）、有意错乱史实，屈从于统治者权势，或者为了个人
名利、或者为了个人
恩怨、或者出于宗派利益，故意湮没、歪曲、丑化乃至捏造史实。（
2
< br>）、无意识的错乱史实，作
者依据错误的记载和传闻，或者记忆抄写错误导致。<
/p>
例一：其（魏收）自序云：
“
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
”
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
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
洪迈《容斋三笔
》卷
二《魏收作史》
竖题字、毛笔抄写太容易错误
举烛例子
二、如何正确引用史料和鉴别史料
1
、搞清楚史料确切含义，尊重史料的客观性
< br>例一
---------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
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
《文献通
考》卷十一
·
户口考二
宋代统计户口女性算不算，至今没有结论。
< br>2
、
引用它书所录史料，要核对原文，尽可能引用第一手
史料
例一
---------
西汉前期的一些事情，《史记》（第一手）、《汉书》（第二手）、《西汉会要》（南宋人编写
，第三手）
3
、要尽可能使用好的版本
版本学，好版本（时间早、校勘精、注释详的版本和足本）
<
/p>
多找几种版本进行核对。史料的流传会有不同的版本
,
这就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近年出版的藏传史诗《格萨尔王传》是
—
个版本之众的典型。
据说通过近
20
年的收集
,
共找到藏文手抄本、
< br>木刻本近
300
部
,
除去异文本还有大约
100
部
,
目前已出版
70
余部。
一般说来
,
越近的版本越完善。
例二
---------1949
< br>年
7
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收集的李大钊的文
稿只有十几万字。
195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李大钊选集》有
133
篇文稿，近
< br>40
万字；
1984
年该社出版
的《李大钊文集》，有文稿
500
多篇，
120
万宇。
2001
年河
北教育出版社所出《李大钊全集》，共收文稿
577
篇，
192
、
7
< br>万字。其中新发现的
61
篇，
6
0
余万字，占全书文稿总数
11%
和总
字数
31%
。
4
、要详细占有史料，才能去伪存真
史料是否正确
,
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这有一个深入分析、比较和研究的过程。为此，必须拥有足够的史料，投入
更多的注意力，才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
陈垣先生
在论及自己如何做学问时，谈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
“
一、凡事之传说，不论真伪，必各有因；二、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三、读
书时遇细微
异同之处，亦不可忽略。
”
以前提到宋高宗生母韦氏被俘时的
年龄，据《宋史》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所载推算，是
48
岁；可是《靖
康稗史
·
开封府状》
却记载为
38
岁，这
10
岁的细微差别，往往容易为人忽略。可是一旦抓住了这个差别以后，在广泛搜
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考证，可以证明《开封府状》的记载是正确的。
宋廷所以要将韦氏的年龄增加
10
岁，原来是为了
掩盖她在金国时再嫁女真贵族并生有二子的
“
宫廷丑闻
”
。看似一位后
妃年龄记载的差异，无足轻重，
却揭开了宋钦宗和被俘北去的所有宗室、后妃、公主、驸马所以不能返回南宋和绍兴年
间
严禁野史的真实原因
。
5
、是正
确采用反证、理证等方法来鉴别史料。
为证明史料的错误，最直截了当的
方法是举出一个与史料所言意思刚刚相反的证据，也就是
反证
。
如汉文帝时，
有人诋毁中大夫直不疑
“
善盗嫂
”
，直不疑回答说：
“
我乃无兄。
”
真相立即大白，这就是反证。
但是，在鉴别史料时能用上反证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情况是
明知其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时
只好用
理证
的方法
,
即以自己的学识积累为基础，按情理进行判断，以逻辑
推理加以证明。如《宋史
·
艺文志》经解类有
< br>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
“
刊
”
与
“
< br>纠
”
意思基本相同，从书名判断，两书当为一
书。考《新唐书
·
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匡谬
正俗》八卷，可知宋人为避太祖
“
匡
”
字之讳，或改
“
刊
”
，或改
“
纠
”
所至。
6
、
借助考古发掘来核实史料
例一
---------
《战国策》卷二一有
“
左师触
詟
愿见太后
”
一句，《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却作
“
左师触
龙言
愿见太后
”<
/p>
。过去
人们对
“
触
詟
”
抑或
“
触
龙言
”
的是
非一直争论不休。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
中，有一部类似《战国策》的
书，整理者定其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在同一篇中作
“
触龙言
”
，
证实
“
触
詟
”
系
“
龙
”
与
“
言
”
上下两字连写所造成的失误。
例二
---------
史书记载南宋京城有一座属于修内司的官窑，
由于长期找不到窑址，
人们对这条史料一直持怀疑态度。
直到
1998
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附近
找到了那座官窑，才证实了这条史料的正确性。
7
、要全面客观地运用事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功过好坏的材料
材料记载着当时就有感情因素支配，没有绝对的客观，包括司马迁；正面人物有缺陷，反面人物有优 点。商纣王没有那
么坏，诸葛亮没有那么好，都受层累地层说支配。
例一
--------
“
洪皓尝奏事，而论及先臣（岳飞），不觉为恸，以为虏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称者惟先臣，至号
之为岳爷
爷。及先臣之死，虏之诸酋莫不酌酒相贺，以为和议自是可坚
< br>”
。
------
岳珂《鄂国金
佗稡编》卷八
例二
----------
“
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
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
然谓所记悉为信史，
吾亦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
不免将
真迹
放大
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
”<
/p>
（注：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第
110
页。
8
、本证、旁证是鉴别史料的基本方法
本证
-------
使用史书自身的有
关记载进行鉴别，证明真伪。
例一
-
-------
如果要考证《史记
高祖本纪》和《汉书
高祖本纪》中跟
从刘邦起义的五诸侯记载的错误，可以参考二
书中的《陈平传》和《功臣表》。
旁证
-----
使用
别的史书所载内容进行鉴别，辨别真伪，适用场合多于本证。
例一
---------
如《元史
<
/p>
李谦传》载：
“
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
日记数千言，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
”
为证明
上述
“
徐世隆
”
实为
“
徐琰
”
之误，有人以《秋涧集》和《新元史》二书之《徐世隆传》所载，证明世隆乃谦之前辈，
两人非同时代人；又以《国朝文类
祭徐承旨文》、
《王文忠集
书徐文贞公诗后》所载，证明此处之
“
徐世隆<
/p>
”
应为
“
徐琰<
/p>
”
之误（参见赵树廷等《元史李谦传勘误一则》，载《中国史研究
》
2001
年第
3
期
)
9
、正确采用理证方法
理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判断和推理，上面所举几例皆然；而另一种是消极的判断和推理，就是
说如果在史书中
找不到某一人物或事件的记载，就表明这个人物或事件在当时和以前并不
存在。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
时代
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
<
/p>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第
三，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
道某一件事
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0
、
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训诂学、音韵学、年代学、避讳学知识进行鉴别。
《避讳研究》
作者：王新华
著出版社：齐鲁书
社出版日期：
2007-1-1
三、避讳学介绍
1
、避讳的产生和变化
（
1
）、先秦避讳及其规定
夏商以前没有避讳，
殷墟甲骨文中，
商代
30
个王的名字都有；《诗经
大雅
公刘》中六处直呼公刘。
西周避讳开始出现。
但是，人活着时候不避讳，死后避讳。
先秦避讳规定
-------
A
、活着不避讳
B
、卒哭方避讳
(
百日后）
C
、避讳名字不避讳姓氏
D
、不避讳嫌疑名字
（同音或者近音的字，比如禹
与雨、丘与区）
E
、二名不偏讳
（双名中只有一字相同，不必回避；比如孔子母亲名徴在，孔子言徴不言在，反之也然。
F
、《礼记
·<
/p>
曲礼》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祖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
G
、君所无私讳
（私讳
指士大夫及其父祖的名讳，也
叫家讳，只能在家庭内部搞，不能在君主面前或者官方文书搞。）
H
、《诗》、《书》不讳，临文不讳
。
作诗、写文章、读文章不必回避。另外一种说法。
I
、庙中不讳
（在庙中依礼致辞发言可不避讳
；一次庙祭中，只能有一个死者享受避讳，不能同时避讳）
<
/p>
J
、已祧不避讳（
tiao
）
(
指的祖先牌位已迁出庙堂。古代祭祖一般是祭近
祖，太祖牌位永远在，永远维持左右三昭三穆格
局，第八代开始外迁。礼规定天子祭七祖
。这样随着世系的延续，越出七世的祖先牌位要迁入另外的庙堂。那么，已祧
的祖讳就不
用再避了。
K
、
妇讳不出门，大功
（堂兄弟辈）、
小功不讳
（伯叔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辈）
总之，先秦避讳不严格。专制的初级阶段。
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2
、秦汉以降避讳的逐渐严格化
根本性变化，避讳生者名字，避讳越来越严格，两宋时候，发展到不近人情地步。
A
、二名偏讳
B
、避嫌名
（宋代法律要求必须这样，宋高宗
嫌名
55
字。有的还要回避属相，元仁宗属鸡，首都禁止倒提鸡
）
举例
----------
初，明宗（后唐）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
礼仪使
，居俭辞以
祖讳蠡
。
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
俭怏怏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
“
闻名心惧
”
之语，（刘）昫辄易曰
“
有耻且格
”
。居俭诉曰：
“
名讳有令式，予
何罪也
？
”
当时闻者皆传以为笑。
-----
---
《新五代史》卷五十五
举例
-------
（卢）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协
除工部郎中于
鄴
，
文纪以鄴与其父名同
音
，大怒，鄴赴省参上，文纪
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鄴奉使未
行，文纪即出视事，鄴因醉忿自经死，文纪坐贬石州司马。
----- --------
《新五代史》
< br>卷五十五
C
、追该古书（前人要避后人之避讳）
例一
---------
宋英宗名赵曙
，
1063
年即位后，改签署枢密院为签书枢密院，于是史官修
史，不管什么年代，一律修改。
D
、私讳盛行
例一
--------
杜甫父亲名闲，诗歌里没有闲；唐代诗
人李贺，因为他父亲叫李晋肃，
“
晋
”
与
“
进
”
同音，遂不去考进士。北
宋某人父亲名乐，一辈子不听音乐；北宋有
一人父亲名石，一辈子不用石器，遇到石桥让人背着走；
例二
------------
宋代诗人杨万里作监司时，巡历至一
郡，郡守设宴，令歌伎唱《贺新郎》词侑酒。因其中有
“
万里风
帆何时
到
”
之句，他听了很不高兴，马
上接上说：
“
万里昨日到
”
，搞得郡守很尴尬，因此监禁了这个歌伎。
E
、避讳改姓
例一
---------
严氏原先
姓庄，后因避汉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庄为严，遂以严为姓。。
唐玄宗李隆基时，为避
“
基
”
讳，诏令全国姬姓改周，这是周姓的一大来源
F
、科举考试中的避讳（牵涉避讳字最多）
例一：庙讳（已经故去的帝王名字）、国讳（当今帝后、外戚的名字）、圣人（孔子、孟子）、主考官之讳、家讳
等。
G
、避讳的法律化
“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
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
-----------
《汉书》卷八
宣帝纪第八
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
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即為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
偏犯者，
不坐。
【唐律疏议】卷十
3
、常用的几种避讳办法
(1)
、改字
举例
-----
《汉书》邦一律为国；东汉秀才为茂才。
改字的原则是既不可同音，但要尽可能同义。
（
2
）、空子
一种是写成空格。
一种是以
“
某
”
字代替。
有司皆固请曰：
“
子某最长，
纯厚慈仁，
请建以为太子。
”
-----
《
史记》
卷一十
孝文本纪第十
（某
指汉景帝刘启）
一种以
“
讳
”
字代替
九月癸丑，立第二皇子浚为始兴王，第三皇子
讳
为武陵
王。（讳代替刘宋孝武帝刘
骏
之骏）
（
3
）、缺字
鄂州城
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
大唐
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
勒官阶姓名
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
。
大
字之下，皆当有夫字
，而悉削去，
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
杨行
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
。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
。
------------
《容斋三笔
》
卷第十
（
4
）、缺笔
从宋代
一直到清代，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无不对这个
“
丘
”
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
“
斤
”
，或写作
“
某
”
，或用
朱笔圈之。读起
来或读为
“
区
”
，或读作
“
休
”
，
不一而足。
（
5
）、以
字、号和住地代替名字
在当时和后人的言谈和文字中，为表示尊重，避免直呼其名字。
欧阳修
----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
居士
王安石
-----
字介甫、号半山
毛泽东
-
-----
字润之
蒋介石
-------
字中正
王阳明
-----
阳明洞
王夫之
--------
石船山
< br>
（
6
）、以官职（阶）、封号
、谥号代替
杜甫
------
杜工部
司马光（温国公）、王安石（荆国公）
范仲淹谥文正（范文正公）、朱熹谥文（朱文公）
（
7
）、该名称
西汉改雉为野鸡。
东晋郑太后名阿春
，凡东晋境内，凡带
“
春
”
字的地方都改名为
“
阳
”
，如富春改为富阳（今浙江富阳县），宜春改为宜
阳（今江西宜
春市西北），蕲春改为蕲阳（今湖北蕲春县西北），平春改为平阳（今河南信阳市），春谷改为阳谷（今
安徽繁昌县西北），
“
寿春
”
也自然就改为
“
寿阳
”
了。
（
8
）、其他
如果本人和皇帝同名则曰
与今上御名同。
宋神宗名顼（
xu),
写成
从王从页。
4
、避讳的复杂性
< br>（
1
）、历朝历代避讳宽严不一，
先秦避讳比较少，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东晋、南北朝父祖、父子名字重复字比较
多，两宋最严最繁。元代最为宽松，皇帝不懂汉语，他们名字是音译，也没有汉文名字。明代比元朝严格，但是远
不及
唐宋。清朝初期松，康熙开始严格，道光之后走向宽松。
（
2
）、避讳不尽
例子：汉武帝名
彻
，但是《史记
》中彻字多处出现。
邦
字出现七十多处。
（
3
）、后人追该和回改不尽。<
/p>
例一
---
---
钱大昕在考证《隋书》时指出：
“
《隋史》成于唐太宗时，其时不避世字
，如王世积、阴世师、冯世基、薛
世雄、虞世基诸人传皆未回避。此纪（指《隋书
·
高
祖纪》）
?
风骨不似代间人
?
，
?
代称纯孝
?
，
?
彰不代之业
?<
/p>
，
?
精采不代
?
，
?
周辅及宏道于代
< br>?
，
?
代俗之徒
?
，
?
德为代范
?
，
?
与代推移
?
，
?
行歌避代
?
，
皆唐人追改
。而<
/p>
?
风流映世
?
，
?
世子
?
，<
/p>
?
世孙
?
，
?
世禄
?
，
?
世人
?
，及韦世康
、王世积、虞世基之类，仍用本文者，
盖唐以后人又据它书回改
，而改之复不能尽也。民部尚书之
?
民
?
不讳，而启民可汗则改为
?
启人
?
，皆因校书者展转改易，非史家之例不一也。
”
由于避讳，后人来回校改史书，但又改
不胜改，徒自增
加文献舛误。
5
、避讳学知识的运用
（
1
）、鉴别成书年代
最晚一个字的避讳年代，应该就是该书成书年代。
（
2
）、鉴别伪撰伪作
如《新唐书
·
艺文志》载有隋王通著《
中说》一书
,
但王通既为隋人
,
当避隋文帝父杨忠嫌名
“
中
< br>”
字。陈垣《史讳举例》
据此认为
,
《中说》并非隋王通所撰
,
而系伪
书
。
（<
/p>
3
）、鉴别史料讹误
< br>“
绍熙二年二月，
金遣完颜亶
（
dan)
等来告哀
< br>”
---
《宋史
光宗纪》
，
金熙宗名完颜亶，
使节不会和皇帝同名，
考
《金史
交
聘表》原来是？
。
（
4
）、鉴别史书有无后人增补改动
例一：
魏
收撰《魏书》，凡提到广阳王渊名，无论本纪、列传，皆以实记载。可是在该书卷一四《神元平王诸帝
子孙》、卷一八《太武五王传》中，俱作广阳王深。改
“
< br>深
”
为渊乃避唐讳所至，魏齐间人不当有此举。
原来《魏书》阙
失甚多，卷一四、一八也属阙失之列，这两卷乃后人取《
北史》补入，《北史》乃唐初人所修，故有是讳。
例
二：
杜佑《通典》撰于唐德宗贞元年间（
780
年
~804
年），而卷一七八《州郡典八》书恒州为镇州，且云：
“
元
和十五
年改为镇州》
”
卷一六五《刑典
三》十恶条载：
“
六曰大不恭。
”
注云：
“
犯庙讳，改为恭。
”
按唐诸帝无名恒、敬、宋真宗
名恒，宋太祖之祖名敬
，
这两处的避讳和增加文字，显然都是宋人所为。
(5)
、鉴别文物制作年代及真伪
岳珂的《桯史》记载了一则利用避讳辨识赝品的事。有人携一具古琴卖给李奉宁，琴名叫冰清
，断纹鳞皴，制作奇
崛，不管懂不懂古董的，都说应该是几百年前的东西。琴的腹部还有
铭文，落款是晋陵子题，铭文为：卓哉斯器，乐唯
至正，音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
之，岂独知政。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内书：正元十一年七
月八日再
修，士雄记。
作者指出正元为唐德宗年号，本应为贞元，在宋朝为昭陵（仁宗赵祯）讳，
数百年前怎么可能
预知宋朝的避讳而预先把年号改了，所以一定是赝品
< br>。
先秦史史料
胡厚宣
< br>-------
《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赵世瑜
-----
《历史
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别人博客转载）
罗志田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
《历史研究》
2000
年
4
期
一、史料特点
（
1
）、大部分史书记载简单、内容晦涩，
利用比较困难
例一：《春秋》一条只记一事，前后条之间互不
联系，如果没有《左传》，春秋根本读不懂。
（
2
）、由于先秦史书散佚十分严重，造成史料极端匮乏
A
、根据中国远古的传说，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
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
（苍颉造字）。对于中国来说，
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
4200
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
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
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
性的载体上。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
“
典
”
、
“
册
”
字，它们又连称为
“
典册
”
；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
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
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
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
“
有册有典
”<
/p>
，也就是说，那
时已有图书。可是，
我们
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上古帝王遗
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
“
坟
”
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
帝事迹，
“
典
”
为木简或竹简图书）、
《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
“
索
”
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
解释《九丘》为
：
“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
显然，《九丘》
可谓当时的
“
国土资源白皮书
”<
/p>
。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夏代已经出现。
《吕氏春秋
·
先识》记有：
“
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
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
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
这
表明，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
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周王室
图书档案里。
西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历时五百年
之久，社会动荡不已，
诸侯之间的争战就是毁坏文献
的主要原因
。因此，至少从春秋初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毁坏中国上古文献，历经战国而不休止，致使文化典籍遭到严
重毁坏，散佚殆尽。
据研究，早在
2500
年前，周朝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
商和周朝的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上古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
据古籍记载，原因是这样的：
公元前
520
年周景王去世，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
王子朝将王子
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
5
16
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
< br>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
·
昭公二十六年》
记曰：
“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
籍以奔楚。
”
公元前
505
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
《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
周室典籍。
从此，这批图书文献便消失无踪
。事实上，除了商周
甲骨文和金文之
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
2500
年的时间
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
（见王红旗：
《人
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我
们今天仍然有希望找到》，引文有变动）
B
< br>、同时，诸侯内部为了放弃自己对王室的责任和义务，也自动销毁图书。
《孟子<
/p>
·
万章下》中记载：
“
< br>北宫问曰：
?
周室班
爵禄也，如
之何？
?
孟子曰：
?
< br>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
经
过这段时期，中国上古文献已经毁坏
无几。
C
、战国时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新辨
这种情
况发展到战国晚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当时的有心之士（诸子）积极奔走，拯救文化典
籍，他们凭着对曾经阅读和研究的古代典籍的记忆，进行补写追记。这就是
< br>战国时期
“
曰若稽古
”
式的抢救运动，
因此，战
国晚期涌现了关于古史
的新著作和新说法。
这些图书虽出自当时的人之手，
但要署上原
来作者的名字，
即上古圣贤的名字。
可
这种现象
被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
“
古史辨派
”
错误地称作
“
伪造古书
”
，
而署上古代圣
贤名字的现象反被当作古书作伪
的证据，实在是对当时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真正意图的歪
曲。
至于很多新书署名黄帝等，并
非假托先圣之名来抬高身价，树立权威，而是
“
曰若稽古
”
，补写出来只有依旧要写上古
人的名字，以
明确作者的真实归属。
因此，战国晚期的所谓
“
造伪运动
”
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抢救和拯救运动，很多濒
临
绝迹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思想，由此得以保存。
至于这些为抢救
古代典籍而形成的新著作，内容存在着矛盾、抵牾之处，
也在所难免，合情合理。
本来，诸子之学就是
“
道术为天下裂
”
的产物。古代王
官之学衰落之后，文献流散到民间，现实的种种弊端也促使人
探索拯救的方法，于是，私
学兴起，诸子各得一隅，各执一偏。我们只有抱着一致而百虑的态度，才能将诸子百家整合
起来，从中看到上古王官之学的整体面貌，以及诸子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我们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它的合理性
，才能
从纷纭复杂的抢救运动中，看到同归而殊途的历史潮流和卓越贡献。
< br>对古史古书的质疑本无可厚非，但２０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怀疑，是基于一种根 本错
误的观念之上。因此，它在学术怀疑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虚设了历史的真相以及文化
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经过春秋战
国五百年之久的战乱动荡，燃眉之急是希图社会恢复秩
序，根本无暇顾及文化传承，
因此，中国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动
荡时期，根本没有
“
层垒地造成
”
的历史条件，只有灭绝之虞和补救之急。
D
、
秦朝的
“
焚书
”
和<
/p>
“
坑儒
”
后世对
秦始皇
“
焚书
”
、
“
坑儒
”
的评价夸大失实。秦朝的焚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都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当
时明令
：
“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
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
吏为师。<
/p>
”
可从后来传下的图书看，秦记、博士官所职之书并没有流传下
来，而百家之书倒流传下来得非常多，而上古
文献之
“
诗、书
”
则寥寥无几，这是为什么？
这只能说明，上古文献在秦朝推行焚书令前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毁灭殆尽，否
则，就会和百家之书一样多地流传下来。
另外，造成秦始皇<
/p>
“
焚书
”
、
“
坑儒
”
的恰恰是
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们迂腐无知，脱离当时天下尚定、百废待兴的
形势，以古非今
，求全要求现实，与整个社会迫切渴望安定、改弦更张的现实要求发生严重的错位。同时，他们又受当
时功臣阶层的鼓惑和怂恿，主张推行分封制度，这样，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称王。这与秦朝认为封 建制度是造成春秋
战国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加强集权的认识完全背离，从而酿
成了
“
焚书
”
之祸。
“
坑儒
”
的原因也与此基本一样。
一批儒生（方士）投机钻营，以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蒙骗秦始皇，后来被揭穿，受到
“
坑儒
”
的惩罚。至于
“
坑儒
”
也只
是杀了４６０名方术之士，要说这４６０名的方士正好就是中华
上古文化的载体，那只会贻笑大方！相反，列国长期相
互征发，杀人盈野。一个长平之战
，秦国就坑杀了赵国４０多万的俘虏。与此相比，
“
坑儒
”
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后世
却没有
“
坑民
”
、
“
坑俘
”
的频繁声讨，这
只是说明
“
坑儒
”
是被后人过分歪曲和放大而已
还有一个证明，战国中晚期，在中国的东西方，出现了两大学术中心，这就是西方以秦国
吕不韦为首的
“
咸阳派
”
和
东方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派。
双方都
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学术队伍。
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学术著述中，
看不
到稷下学宫派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总结，
而
“
咸阳派
”
也只是保留
下来上古文献的依稀的影子。这主要见于《吕氏
春秋》。《吕氏春秋》由秦国丞相吕不韦
召集门客集体写成，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和焚书之前。
而且，秦国占有西周的故地，应该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献乃至上古文献，可我们从《吕氏春秋》
中只能看到，主要
则是整合诸子百家的企图。
这就说明在当时，
古代文献不待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经毁坏散佚殆尽。
真正保留下来的，
只是后来成为
“
六经
”
的几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即使是这些文献，作为上古文献的残留，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其
中还有
非上古的文献夹杂其中。到了秦末战争，项羽一把大火烧了咸阳宫，焚毁了多少上
古文献已不得而知了。这自然是中国古
代文献的又一次浩劫。
因此，西汉初期，经过民间多方搜求，能够找到的中国上古文
献实在稀少，而其中被奉为
“
六经
”<
/p>
的书中，真正属于
古代文献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来
的上古文献，实在是劫灰之余。司马迁写《史记》时，可依赖的文献更
是稀少，这大概是
他四处寻访，探听民间遗闻作为辅助史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的历史影子，其实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
的书中，
虽然零散并相互之间有抵牾，
可毕竟是各家
努力贡献各自记忆的成果。
因此，慎重对待和梳理诸子著作中的古
史记载，是探求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
/p>
3
）、相当一部分史料来自对口传史料的追记，真实性较差
顾颉刚先生硬将
瞽史
一分为二，分指
< br>
瞽
和
<
/p>
史
两种人物，实在大可不必，所谓
瞽史
，正是
以瞽而为史
者，即盲<
/p>
人史官。
盲人看不见，
不识字，
更无法书写
（那时肯定没有盲文）
，
自然不能用文字记事，
但记事又何必非用文字不可？
在没有文字之前，
人类就早已使用口头语言记忆和流传历史了，
文字流通之后，
人类才开始使用文字这种更便于保存的
媒介记
录历史，
但是，
一方面由于文字书写的困难和书面语言的笨拙，
另一方面由于用口头语言叙事更容易做到绘声绘
色、生动感人，
因此，在文字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仍保留了
口述历史
的传统，
由于盲人有非凡的记忆力，因此，王廷中诵吟历史的职责多由
此辈担当，所谓
“
瞽史
”
是也。
“
瞽史
”<
/p>
一名表明了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
层累而成的
“
故事
”
，
故事与古史这两种后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事物在瞽史的
身上天衣无缝地重合在一起。<
/p>
这实在正是建立
“
层累说
”
的一个绝妙的理论支点，也是对
“
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
”
这一方法
有效性的有力支持，但是，顾颉刚先生硬是对
“
瞽史
”
这一类人物的存在视而不见，从而放过了一个从发生学和本体论上证
明其古史观的绝佳机会。
（
4
）、许多史料保存在儒家经典中
五经亦史
---------
< br>王阳明
六经皆史
------
---
章学诚
二、
< br>先秦史料介绍
-----
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史料
1
、甲骨文史料
<
/p>
局限性
------
记事多是无意识的、
零散的、简单的，缀合、释读十分困难。
十部甲骨文拓片著录
书、六部甲骨文字典或者词典、五部参考著作。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p>
1928
年―
1937
< br>年流亡日本期间，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
“
< br>新兴科
学的观点
”
认识中国古代
社会，推出三部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独辟
“
草径
”
，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
代文化体系。
《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
“
系统
”
，洞悉了甲骨卜辞的诸多奥秘，使其跻身
“
甲骨四堂
”
之列。
< br>《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考古纳入
“
美术视野
”
，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结合，建立起
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迄今仍被奉为研治青铜器的圭臬。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从
“
文籍考订
”
入手，打开
“
层
< br>累地造成
”
的
《周易》
这座神秘殿堂，
其第一篇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
神生产》
（后定名为
《
〈周易〉
时代的社会生活》
）
，
“
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
”
。
因此，郭沫若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
“
古代真实
”
大门的第一人。
第二篇
《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
想上的反映》
（后定名为
《
〈诗〉
〈书〉
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
，
指出今文《尚书》
28
篇经过后世儒者的粉饰，其可靠性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因为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导
言》，引用了
“
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
成之发展的阶
段
”
的论述，并推论说<
/p>
“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
”
。
几乎同时，
感到文献中有
“
后人的虚伪的粉饰
”
，
必须找寻
“
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
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
/p>
，
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朝着
“<
/p>
古史新证
”
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依据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
根《古代社会》，借助王国维古史考证的成
果，写出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
导论，以摩
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
“
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
”
，把殷代作为
“
中国历史之
开幕时期
”
、周代作为
“
奴隶制
”
，对于
“
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
”
有一颇为深刻的揭发：
“
革命一次便受欺骗一次。奴隶革
命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变成新的支配阶级。尽管一
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革命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
织依然无恙。
”
最后，为
“
中国社
会之概览
”
。
《自序》开头即
< br>“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
会的要求
”
的名句。序文提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
“
还是一片白纸
”
，中国
人应该自己起来
“
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
，自
诩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p>
提供出恩格斯
“
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
代
”
，
性质为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
“<
/p>
续篇
”
。
让
“
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
，又赶写
了第四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后定名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论
证西周社会
是奴隶制社会。
在
“
李一氓
兄督促斡旋
”
下，上述文字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3
月由
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
1
版。附录《追
论
与补遗》的
10
篇短文，是在
3
月
—
5
月初版、再版
、三版过程中陆续增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杰出成就集
中表现为三个
< br>“
破除
”
、一个
“
建立
”
：一，破除以历史文
献为
“
国故
”
的局限，将
“
国故
”
< br>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书中写道：
“
中国
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
……
言
?
整理国故
?
，言
?
批判国故
?
而不知
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亚而已。
”
二，破除
“
国故
”
中包含的
“
后人的虚伪的粉饰
”
。书中强调：
“
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
，以破除后人的虚
伪的粉饰
”
。三，破
除研究
“
国故
”
不需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自序指出，摩尔根《古代社会》
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古代，但
“
在
?
国故
?
的了解上，有
莫大的帮助
”
，并对
“
谈
?
国故
?<
/p>
的夫子们
”
疾呼：
“
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
?
国故
?
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
由此三点，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学体系
——“
跳出<
/p>
?
国学
?
的范围
，认清国学的真相
”
。
20
年后，
“
甲骨四堂
”
之一的董作宾概
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功绩说：
“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
……
他把《诗》、
《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
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
文化
体系。
”
郭沫若所走学术文化道路，归结一句话：引进外来思想，以中
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
族新文化的创造，用以填写世界文化
史上的白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
中产
生出巨大影响，引
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带领出一支宏大的学术骨干队伍，占据着
20
世纪
30
年
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导地位。迄今关于中
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重大研究，无不是沿着郭沫若开出的
“
草径
”
在
继续前进，基本没有突破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体系。
2
、金文史料
研究商朝、西周和春秋、战国的重要史料，缺陷和甲骨文一样。
十部拓片和字典书籍介绍
六部著作介绍
3
、历史著作与官方用书中的史料
《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
事的
公务文书
，
准
确地讲，
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
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西汉初存
28
篇
，因用汉
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
尚书》。另有相传在
汉武帝时
从孔子住宅壁中
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
东晋梅赜
所献的伪《古
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
16
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
伪《古文尚书》的
和编本。
《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
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
《尚书》，意即
“
上古帝王之书
”
（《论衡
·
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
汉人传说
先秦时《书》有
100
篇
,
其中《虞夏书》
20
篇，《商书》、《周书》
各
40
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
·
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
修《书》。但
近代学者多以为
《尚书》编定于
< br>战国时
期
。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
》，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
29
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 墙壁，发
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
,
所以称《古文尚书》
,
它比《今文尚书》多
16
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
因未列
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
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
25
篇，又从《今
文尚书》中
多分出
5
篇
,
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
/p>
58
篇。唐太宗时
,
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
义》
,
就是
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
/p>
的性质断实。（虽伪作，但不是没有一点依据，也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中虞、
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
而写成，
不尽可靠。
“
典
”
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
“
谟
”
是记君臣谋略的；
“
训
”
是臣开导君主的话
;“
诰
”
是勉励的文告
;“
誓
”
是君主训诫士众
的誓词；
“
命
”
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
《微子》
;
有以事为标题的
,
如《西伯戡黎》
;
有以内容为标题的
,
如《洪范》、《无逸》。
《逸周书》
原名《周书》
,
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
,
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逸周书》是
孔子删定《
尚书》后
所剩
,
是为
< br>“
周书
”
的逸篇
,
故得名。今人多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之手。
关于《逸周书》的来历
,
一种说法以为它是晋武帝时汲郡古墓所出
,
是汲冢
古书的一种
,
所以又称之为《汲冢周书》
,
《隋书
·
经籍
志》
、
《新唐书
·
艺文志》
等皆如此著录
;<
/p>
另一种说法以为它自古流传不绝
,
而非出
于汲冢
,
并以许慎
《说文解字》
、
郑玄《周礼注》等所引材料及《汉书
·
艺文志》所载
“
《周书》七十一篇
”
为证。亦有人折衷两种说法
,
认为今之所见《逸周书》
实为后人合传世本与汲冢本而成。
今本《逸周书》共十卷
,
正文七十篇
,
另有序一
篇
,
文字讹缺很多
,
< br>其中《程寤》、《秦阴》、《九政》、《九开》、
《刘法》、《文开》、《保开》
、《八繁》、《箕子》、《耆德》、《月令》等十一篇有目无文。每篇篇名上均赘有一个
“
解
”
字
,<
/p>
据说是晋五经博士孔晁注解此书时所加
,
后人误以为是篇名原有而以讹传讹。
《逸周书》内容庞杂
,
各篇体例、性质
不尽相同
,
正文大体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编次
,
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
,
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
王。该书记载了许多重
要史事
,
保存了
不少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
,
对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很有价值
,
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记武王伐纣经过
,
是研
究商周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之一。
《世本》
战国时
赵国史书
。《汉书
·
艺文志
》载
:“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
”
《世本》唐时
已有残缺
,
南宋时其书不传。
今所见
《世本》
佚文
,
称赵国末代国君赵王
迁为
“
今王
”
,
当可推断出自赵
国人之手
,
可能为赵国史
官的私人撰述
< br>,
亦可见其记事下限至战国末年。也有人以为
,
春秋之后的内容可能为后人续补。从现有佚文来看
,
《世本》除
了有记上古帝王世系的《帝系》篇和记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诸
侯、卿大夫世系的王侯、卿大夫世系篇外
,
还有记
姓氏的《氏姓》、记都邑的《居》、记发明创造的《作》及记谥号涵义的《谥法》等篇
,
在体例上则有
“
谱
”
、
“
记
”
、
“
世家
”
、
“
传
”
等。可见《世本》是包含了多种体裁和多方面内容的通史著作
,
反映了先秦史学开始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
《世本》对<
/p>
后世纪传体的创立有不小的影响
,
《史记
》体例即多受《世本》启发。郑樵《通志》立有
“
氏族略
”
、
“
都邑略
”
、
“
谥略
”
,
显然
也是受《世本
》的影响。
东汉末以来
,
宋衷、宋均、孙检、王氏等人皆曾为《世本》
作注。清代《世本》辑佚颇有成就
,
出现了钱大昭、王谟、
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张澍、雷学淇、王梓材等十余家辑本
,
钱大昭、孙冯翼两家今已不存
,1957
年商务印
书馆汇印有《世本八种》。
《竹书纪年》
战国时
魏国的史书
,
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最早
的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编年体史书。该书原称《纪年》
,
亦称<
/p>
《古文纪年》
、
《汲冢纪年》
等
,
北魏郦道元注
《水经
》
引该书时以
“
纪年
< br>”
与
“
竹书
”
连用
,
方有
《竹书纪年
》
之称。
西
晋太康二年
(281
年
,
或说咸宁五年、
太康元年
),
汲郡汲县
(
今河南卫辉西南
)
人盗掘当地古墓
,
得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竹简数十
车。后
经荀勖、和峤、束皙、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和研究
,
得书
16
种、
75
篇
,
其中《纪年》
13
篇
,
是较为完整的一种
,
亦被
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竹书纪年》内容
,
上起传说时代
,
下迄战国后期
,
按年编次
,
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
,
三
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书中有不少
史事的记载与传统说法大异
,
如
“
益干启位
,
启杀之
”
、
“
太甲杀伊尹
”
﹑
“
文丁杀季历
”
、
“
共
伯和干王位
”
等。但亦有些记载与甲骨文和金文相符。
至宋代
,
《竹书纪年》再度亡佚。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有
两种
:
一种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
是明代以后出现的二卷本
,
此本多认为是伪作
;
另一种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
是清
代以来的学者从古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
各种引文而成的辑本
,
先后有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
,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
年辑校》
,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及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
。
《穆天子传》
又称《周王游行记》、《周王传》等
,
西周历史神话典籍<
/p>
,
是西晋出土的汲冢竹书的一种
,
也是汲冢竹书中唯
一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文献。作者不详
,
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有学者主张《穆天子传》源自游牧部落河宗氏
的
传说
,
后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亦有
人怀疑是伪书。
《穆天子传》初分五篇
,
东晋郭璞注此
书时
,
将同出汲冢的杂文《周
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加
入
,
编为六卷。宋时全书有八千五百余字
,
元时损为六千六百余字
,
是以今本
有所残缺。
今本
< br>前五卷详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
,
驾八骏
,
从宗周出发
,
西游昆仑
,
会西王母的故事
,
沿途之奇珍异闻均予记录。
《穆天子传》
所记行程皆记有日月
,
属于编年性质
,
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相似
,
《隋书
< br>·
经籍志》、《新唐书
·
艺文志
》都把它列入
史部起居注门。《穆天子传》有大量神话传说的成分
,
所述西王母、赤乌氏、盛姬等故事成为后世小说的滥觞。但《穆
天子传》毕竟不可以
“
小说
”
视之
,
其记载的一些地理、史事和人物的真
实性
,
已经得到不少资料和研究的证明。如人物毛
班
,
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
,
却可见于青铜器班簋铭文。总之
,
《穆
天子传》为我们研究先秦的历史、地理以及古代西域各部
族的分布和中西交通提供了许多
有用的史料。
《山海经》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旧传为禹、益所作
,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并非一人一时所作
,
最早编写时间应当是
在战国
,
经后人逐渐附益
,
至秦汉成型。另有不少人认为
,
< br>《山海经》本当与图相配
,
是图的说明文字
,
只是
图后世失传。今<
/p>
所见之插图
,
是后人据文所绘。
《山海经》原有三十二篇
< br>,
西汉末年刘歆整理校定为十八篇
,
至东晋时郭璞又进行了全面
的校订和注释。今传本《山海经》已非刘歆整理的原貌<
/p>
,
共十八卷
,
分
为
“
山经
”
和
“
海经
”
两个
部分。
“
山经
”
五卷
,
内容约占全
书的三分之二
,
主要记述各方名山大川、动植方物
,
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
各一卷
;“
海经
”
< br>十三卷
,
主要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
< br>,
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
《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 荒西经》、《大荒
北经》及《海内经》各一卷。
由于《山海经》夹杂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
,
历来多
被斥为荒诞
,
但书中记述的山水矿藏却
并非虚构
,
很多可以得到证实。《山海经》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
,
涉及地理、物产、医药、神话、宗教、民俗、巫术、民
族等多个方面
,
保存了珍贵的上古社会的资料
,
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春秋》
编年体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至鲁哀公十四年
(
公元前
480
年
)
共
242
年的史事
。它的文字非常简单，每
条最长的不过
40
多字。
所以，
从
《春秋》
所记的文字很难看出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王安石就称
< br>《春秋》
是
“
断烂朝报
”
。
后来不少人对《春秋》进行注释。传
(
即注释
)
《春秋》
者有五家，即左氏、公羊氏、毂梁氏、邹氏、夹氏，后二家不传，
现仅存前三家
。
例一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珲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辛巳，取防。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铖。
《
左传》（史料价值很高）
六十卷，十八万多字，鲁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作。《左传》只叙
史事，不解《春秋》经义，但
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
僖、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二公次序，记载了自隐公
元年（公元前
722
年）至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454
年）间的春秋史。其内容广采当时各国史书及口头历史传说，删繁就简裁
编
而成。不但反映了春秋时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且保存了夏商周时期的部
分史
料。汉代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都曾以《左传》为据。
但《左传》详于记事，略于制度的记述，
既是一优点又不能不说是一缺憾。注本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
博采汉
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
梁传》。唐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
《十
三经注疏》收杜注、孔
颖达等正义，称《春秋左传正义》。。另有明曹宗儒《春秋左传叙事本末》，清顾炎武《左传杜解
补正》，惠栋《左传补注》补
杜注
所遗，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焦循《左传补疏》，马驌《左传事纬》，章太炎《
春
秋左传读》等。近人杨伯骏作《春秋左传注》，有很大影响。
《诗经》
通过对和《诗经》有关的战
国竹简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今本的排列次序和篇数有问题，原书恐怕远远不止
305
篇。
俞凯《战国竹简开口说话
----
诗经将要
重新认识》
《杭州日报》
2000<
/p>
年
8
月
19
日
《周易》
占卜用语，意义十分隐晦，很难直接作为史料应用。
但是
《易传》
是战国到秦汉时候儒生所作，可作为史料
进行研读和参考。
《国语》
记载西周和春秋史事的国别体史书
,
记
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
,
下迄晋国智伯被灭
,
前后达五百余年。
所谓
“
语
”
,
按晋
人韦昭在《国语解》中的解释
,
即为
“
治国之善言
”
。
旧说《国语》为左丘明所撰。《史记》
有
“
左丘失明
,<
/p>
厥有《国语》
”
之说。韦昭以为
,
左丘明作完《左传》又作《国语》。因此《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
》。唐宋以来
,
此说逐渐受到质
疑。现
在一般认为《国语》成于战国早期
,
作者不详
< br>,
应非一时一人之作。
《国语
》共二十一卷
,
计有《周语》三卷、
《
鲁
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
卷、《越语》二卷。所记各国史
事详略多寡不一
,
以晋国最详
,
郑国最少。全书取材多途
,
文风不很统一
,
体例亦不
严谨
,
带有明显的资科汇编的性质。在内
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辞议论
,
并采用以事引理、以事
证理方法将记言和记事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语》语言简
洁、文字质朴
,
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重要
史料
,
和《左传》有许多可以互相补充的地方。它善于指陈历史
形势或对重大
政治事件作出历史的总结
,
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思想。《国语》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
,
后世《战国策》、
《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史书皆为
国别体。
《战国策》
,
记录战国时期史事的国别体史书
,<
/p>
记事上起前
490
年知伯灭范氏
,
下迄前
221
年高渐
离以筑击秦始皇。《战国
策》初时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脩书
》等
,
大约是战国末年至秦汉间人杂
采战国各国史官和
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而成。
西汉刘向以国为别
,
以时相次
,
除去重复
,
整理得三十三篇
,
以
“
战国时游士辅所
用之国
,
为之策
谋
”
,
定名《战国策》。此后的流传过程中
< br>,
《战国策》散失严重
,
至北宋
中期曾巩作了校补。南宋初年
,
在曾巩校补的基础
上
,
出现了两种本子
:
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
(
姚本
),
另一种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
(
鲍本
)
。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
又作了补正。
姚宏搜罗当时可见的十几种本子<
/p>
,
整理排定三十三卷
,
< br>与刘向校订后总数相符
,
共十二国策。姚本计有
:
东周一卷
,
西周一卷
,
秦五卷
,
齐
六卷
,
楚四卷
,
赵四卷
,
魏四卷
,
< br>韩三卷
,
燕三卷，宋、卫一卷，中山一卷。而鲍本则打乱
刘向
校订的篇章安排
,
按国别分为十卷
,
各国之下又以君王世次为序。
《战国策》属以记言为主的史书
,
内容主要
是战国时期
各国说客辩士的策谋权变及政治、军事大事和各国关系。它善于述事明理
,
大量运用寓言、譬喻
,
< br>语言生动
,
富于文采。虽
然书中
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
,
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三礼》
《仪礼》
（约成书战国初期或者中期）
内容主要是阐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
其中今天
我们所能见到的体现
“
亲亲尊尊
”
原则的礼仪，
《仪礼
丧服》最为详细明确，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血
缘关系，而且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礼记》
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
者不止一人，
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
其中多数
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
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周礼》又名《周官》
是三礼之首，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
< br>而成。
《周礼》共分六篇，包括
“
天官冢宰
”
、
“
地官司徒
”
、
“
< br>春官宗伯
”
、
“
夏官司马
”
、
“
秋官司寇
”
、
“
冬官司空
”
。其中，
“<
/p>
冬
官
”
一篇早已
散佚，西汉时补以
“
考工记
”
，称为
“
冬官
考工记<
/p>
”
（
研究先秦科技史的重要文献
）。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关
< br>于《周礼》的作者，众说纷纭。基本上可分两大类：第一类认为是周公旦所作，肯定此书的价值，称之为< /p>
“
周公致太平
之迹
”
、
“
太平经国之书
”
。但也有人认为虽为周公所作，但未曾付诸实行或局部为后人添入。
?
第二类认为
非周公
所作，认为是西汉晚期刘歆校书时，加以整理补充而伪造成书，或与
王莽
合作窜改，以致对此
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
还有人认为
既不是周公所作，又不是刘歆窜改，而是出于他人之手，作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
许多人。时间为西周初，晚至西汉之末。近代学者根据考古出土文物的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
，参考该书中的政治、经
济制度和学术思想，
基本上可以断定为
战国时代的作品
。《周礼》是记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共记载了王室大小官
377
名，并详列各官的职权。书中保存了不少
西
周
和
春秋战国
时期的重要史料，如井田
制、分封制以及秦汉的
五刑
、田
制、乐
舞等。还记载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包括纳税、负担力役、兵役，每家一兵，不仅战时要作战，而且每年要进行<
/p>
四次军事演习等。此外，还有农业、工艺、礼俗等方面的史料。有关《周礼》的著疏，主要
有
东汉
郑玄的《周礼注》，
唐贾公彦的
《周礼正义》，清
孙诒让
的《周礼正义》等。
< br>
《新序》
十卷
，（汉）刘向撰
，宋刻本
。《新序》采集舜、禹时代
至汉代史事和传说，分杂事、刺奢、节士、善谋四类编
纂，所记史事与《左传》、《战国
策》、《史记》等颇有出入。原本三十卷，至曾巩时则已残缺不全，经曾巩的整理和
校订
，保存了十卷。此本刻于南宋高宗朝。曾经钱谦益、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杨以增、周叔弢等藏书大
家递藏，至为可宝。今藏国家图书馆。
《说苑》
西汉
刘向
撰。本书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
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
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
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
经宋
曾巩
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依次为：君道
、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
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
、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分类纂辑
先秦
至汉代
史事传说，
杂以议论，借以阐明
儒家
的
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史记》《汉书》
《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
《隋书》和新旧
《唐书》均著录为十二卷，至《宋
史
·
艺文志》则只著录为十卷，当已有亡佚。该书今存十卷，前五篇述吴事，称内传，计有《吴太伯传》
、《吴王寿梦
传》、《王僚使公子光传》、《阖闾
内传》、《夫差内传》，记载了从太伯立国到夫差亡国；后五篇述越事，称外传，
计有《
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记载了从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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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到勾践称霸后传八世失国。其中，于越王勾践谋吴事记载尤详，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
幅。
《古史考》
谯周是我国三国时期的
“
通才达学
”
，所撰《古史考》
（已佚，有辑本）曾
“
与《史记》并行于世
”
。《古史考》
乃通考古史，而非专纠《史记》之谬；
除考史之外，还多考古制，并兼杂考。其对《史记》的考辨，除纠史之外，还对
部分记载
不详的地方有解释性的补充与说明，对地名有所考究，对太史公论赞亦有纠驳。其考多确实可信，有较高学术
价值
《帝王世纪》
皇甫谧专述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
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
《史记
》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博而有据，足资考稽。
《通鉴外纪》
共十卷，起西周共和庚申（前
841
年），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前
4
02
年）。是北宋刘恕作品。刘恕在编辑《资治通
鉴》期间，不
满意司马光《通鉴》文不起上古，只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的大事。于是写是书。这部书常舍《左传》
而取《国语》，又多取先秦诸子书的史料，失之于滥，且未加考证，是其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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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
苏辙《古史》是北宋中期义理之学兴起后出现
的一部重要上古史史著，是书不仅补正了《史记》所存在的某些疏
略和讹舛，于《史记》
有拾遗补阙之功。
《皇王大纪》八十卷
绍兴十一年
(1141)
，胡宏作成。此书编年而著。起自盘古。终于周赧王。
研究先秦史学有一定参考
价值。
《路
史》
47
卷
(
宋
)
罗泌
撰，前记
9
卷，后记
14
卷，国名记
8
卷，发挥
6
卷，余论
10
卷。此书为
杂史
。路史，即大史之意，记述了
上古
以来有关
历史
，
地理
< br>，
风俗
，
氏族
< br>等方面的
传说
和
史事
，取材繁博庞杂
,
是
神话
历史
集大成
之作
.
秦汉史史料专题
一、史料特点
1
、史料范围扩大，种类增加，经史开始分家。
2
、出现《史记》和《汉书》等史学巨著，史书主要有私人修撰。
3
、首创纪传体，为以后正史奠定基础。
《史记》
1
、重要（略）
2
、缺陷
-------
文学色彩
比较浓厚，列传尤其如此，作为史料要注意鉴别。
《汉书》
1
、重要（略）
2
、缺陷
-------
史学观点
比较保守，竭力美化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正统思想，文句艰深，不易通晓。
《后汉书》
１重要（略）
２没有食货志
《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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