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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伤害行为现象
一、自我伤害行为的定义:
在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上,
自杀被归于
「做出不
利自己行为」的一类,而做出任何不利自己的
行为,皆属于自我伤害行为。
(
Berman
,
1975
;
Berman
&
Jobes
,
1991
;
Davis
&
Sandoval
,
1991 Pfeffer , 1986
)亦即本研究所
称之自我伤害行为不仅仅是自杀行为,尚包括以任
何方式伤害自己身心健康的行为,
p>
后者包含做出伤害性行为而该个体并没有想结束自己生命
的意愿之情
况
(他可能因如此做而造成意外,
但在进行这项行为之前,
p>
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出
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念头)
< br>。如:重复地拔自己的头发、以头撞墙、咬伤自己、割伤自己
等。除此之外,容易
发生意外,经常有忧郁无助的情绪、喜欢(或易于)做出违规行为,以
及容易生病等,都
可能是属于「自我伤害」的。也就是说,有自我伤害行为倾向的学生大致
可分成下面几类
:
直接做出伤害自己行为的学生。
如前段所述及的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伤害自己的学生。
容易发生意外的学生:
这些孩子在潜意识中可能倾向伤害自己,
但不为其意识所接受,
而转
化表现在「出意外
」的行为中。
有忧郁和无助情绪的
孩子:由于在自杀个案的研究中,发现有
60
%~
70
%的个案有此倾向,
因此常出现忧郁无助情绪的
孩子可能有自我伤害的倾向在。
喜
欢或容易做出违规行为(即攻击性强的孩子)
:依精神分析理论所说明的,攻击别人,大
致上是「死亡的本能」在操作行为的表现。基本上,这些行为是不利于自己的,因我们攻
击
他人,也等于在令自己处于不利的状态。
比较容易生病的学生:在生物心理社会免疫学(
Biopsycho-social immunology
)中的研究
p>
指出,
人的免疫力常受社会文化活动的影响,
若一个人常处于不利自己的环境下,
会有较强
烈的情绪反应与
较大压力,
长期下来将使免疫力下降,
而容易生病。
所以常生病的孩子需要
注意他是否令自己限于不利的情境中。
因此,广义的自我伤害行为,应包括下列五种:
有情绪困扰:如忧郁、无助、伤心、愤怒、愤恨等。
有生理疾病:容易生病或请病假次数过多。
采取攻击行为:出现暴力行为或违纪、旷课次数较为多。
容易发生意外如:易发生运动伤害、交通事故伤害等。
曾企图自残或自杀。
二、自我伤害行为是一种因应行为
这五类自我伤害行为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沟通行为」
,一种人对环境的因应方式
(
Tabachn
ick & Farberow
,1961
)
。
就如同一般对「适应性方式」的分析一样,当某个人采用某种
适应方式时,
我们要了解他是
否知道该方式对别人会产生何种效
果与对自己会产生何种效果、他是否清楚或熟悉该方式、
以及他是否知道与该方式相关连
的其它适应方式;
对采用
「自我伤害」
方式的人,
我们也需
要作相类似的了解。
个体所处的环境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人际社会环境
,因此「沟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适应方式。
沟通的分析除了前
述的适应方式内涵分析之外,
还要再加上沟通的内容、
沟通的<
/p>
对象、沟通的目的、以及沟通的特殊性(针对某一特殊对象,作某些特殊内容的沟通,这种
固持、不可取代的程度称之为特殊性)分析。
但是,
决定个人的企图或行动的因素
,
并不只是个人意识中的觉知内容,
所以俩氏将非个人
所能觉知的
「意识外或无意识」
的分析亦包含在
内。这种主张,于六十年代精神分析论普遍
被接受的情况下,自然是很普遍的;目前,这
类动力性(
dynamic
)的观念有相当大的比例
被认知上之「自动化(
automatic
)思考
(
Beck ,
1976
)
」概念所取代了。
决定个人之企图与行动的另一项心
理因素是「性格」
。在动力性理论中,
「性格」主要指的是
p>
「自我功能(
ego function
)
」或「自我结构(
ego organization
)
」
。简单地说,在由自我
(
ego
)
、
本我
(
id
)
以及超我
(
super-ego
)
所组成的
「我」
之中,
必然是有冲突的
(
conflict
< br>)
(
Maddi
,
1968
)
,
「自我」
需要同时处理这项内在冲突以及面对外界(
outer
wor
ld
)
。因此,
自我的功能可以大分为
二类,一类是面对外界的认知与解决问题功能,包括觉知外界情境、
使用语言、
思考并获取需要的满足等等;
另一类是处理冲突的功能,
亦即自我防卫机制的发
挥(
ego defense
mechanisms
)
(
Pfeff
er, 1986
)
面对外界的认知功能如果发生问题
(譬如在知觉上错误地觉知或解释外界的刺
激、
在思考上
有不合逻辑的推论形式)
,将直接影响到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易导致负向的环境效果,而令
个人形成负向的感受、
较低的自尊、
甚至形成罪恶感或无助感,最后即可能造成忧郁、
造成
自杀。
有效的面对环境之自我功能应能显现出较强的自我控
制、
有弹性、
并且能恰当地与别
人形成
连系关系。
一般的研究亦指出,
在学校容易有课业问题与人际问
题的孩子,
通常有较
高之自我伤害的可能性;
< br>如果协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
强化其认知上的能力,
则该
可能性即
降低(
Pfeffer,
1986
)
。
至于自我防卫机制的作用,可以说是令个人的冲动
(
impulses
)停止下来、或改变了方式出
现的特殊自我功能。忧郁反应其实就是面对痛苦时,同时压抑了「驱力(
drive
)的表露」
与「认知的自我功能」的无助的
退避行为(
Sandler and Jaffe ,1965
)
。
Pfeffer
及其同事
的研究更指出青少年自我伤害者的特殊自我防卫机制最可能的是内化作用(
introjection
)
(
Pf
effer , 1986
)
。内化作用较强的人,是容易无意
识地将别人的看法、感受、特征当作
是自己的看法、感受、特征的人,亦即较不能将自己
的自我界限(
ego-boundary
)厘清,而
容易与别人的「我」混淆在一起,甚至成为共生(
symbiotic
p>
)的型态。
既
然自我伤害行为的广义定义可以将其视为适应不良的一种,
因此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了
解,
亦应从青少年的适应讨论起。
以下
即首先从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发展讨论青少年适应问题。
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发展与偏差行为的形成
社会允许青少年成长的单一管道是
「
好孩子」
、
「好学生」
的角色。
亦即当一位青少年留在
「好
学生」
、
「好孩子」的角色范围里时,通常较容易得到社会的增强作用(如奖励、
赞许等)
。
而「好孩子」
、
「好学生」必须将许多时间与精力用于读书与家庭生活事物上,
令其行为符
合
师长与父母的期待,
然后才能顺利升学,
继续留在受教育的系统里,
以便顺利取得职业角色。
刚进入国小的学生被视为
「不懂事」
的孩子,师长父母对他们控制颇强,
而他们对父母师长
的依附性亦相当强(
Maccoby,
198
3
)
。十一、十二岁开始进入青少年期,他们的行为自主性
p>
逐渐增强。若以社会控制理论(
Hirschi, 1969
)的依附、投入、参与及信念四个向度来说
明青少年在十四岁至十六岁
之间的变化,大致上如下所述(注一)
:
A、
「好学生」角色:刚进国中一年
级的学生仍然保有某一程度的对父母与师长很强的依附
性,他们仍然留在「听话」的阶段
,所「投入」的活动仍然以履践「好学生」角色为核心,
他们多数的时间花在学校与家庭
活动。慢慢地,
「好学生」角色的履践开始有了困难。一方
面是
因为自主性格自然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同侪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升学的竞争,
使
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应付功课。
功课的负担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顺利承受下来,<
/p>
如
果父母、师长所持有的「教育取得」
信
念不能传输到青少年心里,
或者青少年不能承担升学
压力而逃避
,那么青少年对友辈的依附及对家庭的疏离就显露出端倪。
青少年逐渐脱离家庭的依附是自然的心理倾向。多数的青少年心理发展理论或研究(如<
/p>
Erickson, 1963
)都支持,青少年时期是个体逐渐
脱离他人而形成独特自我的阶段,因此,
对父母师长的依附程度降低是自然现象。
所以青少年履践
「好学生」的角色,
主要的控
制力
量来自内化了的父母或师长的教育取得信念,而不完全是外在父母或师长的训诫。<
/p>
B、学校
的标签作用:在学校里经过一段时间,青少年履践「好学生」角色的程度就开始有
了初步
的评估。从学校方面来说,学生开始被区分是不是「好学生」
,包括他能否遵守学校
p>
规范而不以为苦,继续保持听话、守规矩的行为,
并以课业为其学校
生活的重心。
在学校有
形的措施中,有许多奖赏制度(如成绩优
良、整洁、全勤、服务热心等)来尊崇「好学生」
角色的履践者;老师以喜爱、关怀的态
度对待「好学生」
;乃至有前段班与后段班的区分,
使「好学生
」享受到较好的待遇。当青少年认同「好学生」角色愈强烈,其「投入」于学校
活动及课
业的时间愈多,对校规的怀疑或不信任愈低。既使暂时受到挫败(如成绩不好)
,
他仍然会想办法
「力争上游」
。
另一方面,
「好学生」
履践者仍然与家庭保持高度的
依附关系,
但对家庭活动与家事的「投入」则相对地减少。在这阶段,有些青少年可能发
生履践「好学
生」角色的困难。结果造成他们在学校得不到奖赏及老师的关心,
被分到后段班,
并且得到
「坏学生」的标签。他
们很可能逐渐把大量时间「投入」在休闲玩乐的活动下,与玩乐性同
侪联结。
青少年对「好学生」角色继续认同与否,依他
们履践「好学生」角色的程度而定,而他们的
「认同」及「履践」会有相对应的标签作用
发生,亦即「好学生」←→「坏学生」的区分。
「好学生」仍然保持家庭、学校的「依附
」与「投入」
,而「坏学生」则转向玩伴或其它人。
C、国三的危机:对认同「好学生」的青少年而言,进入国中
三年级,升学的准备几乎是他
们履践「好学生」的唯一内容。父母师长也为他们能顺利考
上「有希望的高中」而给予全力
的支持。
因此
< br>「好学生」
的认同者即使成绩不理想,
其父母仍然会为他
们的升学出路做准备。
另一方面,对「好学生」角色不认同的青少年,也可能因为社会对
「教育期待」的统一共识
的作用,
而必须为升学做准备。
在这关键点上,
他们的父母的依附性控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如果接受了父母的依附性控制,
这类型的青少年仍会得到父母给予的教育
安排,
而使其继续
升上专科、
比较差的
高中,或进入职校,
以便为日后的职业作准备;如果不接受父母的依附
< br>性控制,
他们与学校教育系统的疏离继续扩大,
很可能继
续其玩乐行为而提早离开教育系统。
根据控制理论,这类青少年所投入的活动并非社会所
期待的,因此,他们「脱离依附」的可
能性也相对地提高,
但是
,
如果他们逐渐
「转向职业的投入」
,
仍然可以使他们避免进入
「不
良状态」
。
D、补
习班的补助功能:当青少年升学失败,或者无法进入「有希望的高中」时,通常他们
的父
母会让青少年进入补习班。在补习班里,青少年全都被期待为「好学生」
;补习班采取<
/p>
的密集上课、
考试以及晚自习等活动,
占
据了青少年多数的时间;
补习班也提供他们进入
「好
高中」的信念;强调名师的教学;而在某个程度里消除了学生过去被标签为「坏学生」的效
应。这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依附现象,由青少年、父母与补习班三者共同完成。
我国青少年的升学问题,被他们的父母承担下大部
份,因为子女升学,不仅是生涯的出路,
也涉及家庭的面子。
E、特殊组群的结合:青少年从十四岁开始,依照
shaw(1985)
的观察,
「好学生」
、
「玩乐少
年」与「流氓少年」的组群结合会
逐渐产生。理论上,那些履践「好学生」角色的青少年因
共同投入于课业活动,行使「乖
孩子」的行为而结合;那些投入时髦时装、发饰及西化或东
洋化玩乐的「玩乐少年」也会
结合在一起;那些以台湾土俗化的玩乐而结合的「流氓少年」
也会在一起。在实际情况里
,我们固然可以找到理论上的典型,然而对每个青少年而言,在
他们实际的生活中,每位
青少年都可能含有某种程度的「好学生」
、
「玩乐少年」或「流
氓少
年」倾向,祗是每一类型倾向的比重不同。
从上述总体式的了解,可以推论一
位国中生由「好学生」转而成为「适应上」的不良状态,
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三:父母的依
附性控制、学校的标签作用,以及友辈团体的结合。
父母的依附性控制简单地说,就是父母亲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程度;所要听的「话」
,
即为社会对青少年的期许。
因此在这个变项
中,
已预先假设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与社会对青少
年的期许是一致
的。朱瑞玲(民
75
)的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特质的主要
期待是负责、
用功、以及合群;高淑贵(民
75
)亦获得母亲对子女的期待是乖顺、有责任感,及勤勉。
研究结论均指出被期待
的青少年行为特质是相当传统的。
若再加入父母亲对子女受教育的目
的之主要主张是贡献社会(朱瑞玲,民
75
)
,则假设「父母亲对子女的期待与社会对青少年
的期许是一致的」应该可以成
立。
至于父母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
程度,
可以间接地从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时,
所求助的对象<
/p>
推测之。因为家庭的功能之一是满足其子女的生活所需(李亦园,民
77
)
,以及情感上的需
要
(朱岑楼,
民
70
)<
/p>
。
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可以视其为需要未能被满足的压力状态<
/p>
(
press
)
(
Murray,
1938
)因此子
女于此类压力状态下之诉求帮助的对象,主要应该是父母。所以父
母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
程度,
可以间接地从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时,
所求助的对象推
测之。
北市少辅会
(民
73
)
的调查发现未升学
就业青少年遭遇困难时,
求助于父母的比例约为
35
%,
求助于朋友的,约为
30
%,这项比例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与十九岁至二十三岁的青
年之间,并没有太
大的差异。另一方面省政府卫生处(民
71
,民
72
)
,连续两年的青少年生
活状况调查
(第三期与第四期调查)
报告均指出十二岁至十七岁
的青少年与十八岁至二十岁
的青年,前者认为「最了解自己的人」是父母的,约占
70
%,认为是朋友的,约占
16
%;
后者的相对比例值则分别是
60
%与
22
%。另外,吴英璋等(民
< br>69
)的调查则发现,于「家
庭冲突」
< br>、
「经济问题」
、
「学业问题」
、
「学校生活问题」
、
「人际问题」
、
「身体问题」
、
「情绪问
题」
、
「自我概念与自卑问题」
、
「性问题」以及「人生问题」等
问题中,仅学业问题的求助对
象主要是同学与朋友,
人生问题的
求助对象主要是师长,
其余七项的主要求助对象均是母亲,
而国
中生比高中生更倾向于求助母亲。
以上三项数据比较起来,
若将
未升学未就业状态视为
一种偏差行为,
则大致上可以推测有偏差
行为的青少年,
对母
(父)
亲的依附性
之比例即较
一般青少年为低。
p>
至于家庭因素与问题行为之关系,朱瑞玲与杨国枢(民
67
)从家庭背景、家庭关系、教养
方式,
及家庭气
氛四方面进行探讨,
结果发现父母亲子女的关心程度、
父母之间
的相互敬爱、
父母管教态度及管教的一致性,
及父母对子女功课
的督促等四类变项与子女的问题行为的多
寡有显著相关。钟思嘉(民
75
)整理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指出家庭气氛与青少年偏差行
为有相关,
但研究之资料尚有限,无法有一较明确的推论;至于父母管教态度方面,
则有相
当充份的资料说明其与偏差行为有显著关系。
家庭因素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是亲职功能的探索。余德慧(民<
/p>
75
)将之区分为家庭父母角色
功能,<
/p>
家庭要求与满足感、家庭疏离倾向、以及父母管教态度等四类亲职功能,发现家庭因
素中的家庭负向情感因素、
家规要求品质因素、
以及母亲尽责因素三者是预测青少年偏差行
为的重要变项。
另外,李安妮(民
77
)曾经将亲子间的沟通列为家庭因素之一,用以了解不良行为之发现。
然而黄
春枝(民
77
)的研究发现亲子沟通与管教态度有相当高的相关
,且李氏的研究亦有
类似结果,所以亲子沟通似不必独立于管教态度,自成一个变项。<
/p>
至于有关影响国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学
校因素之研究,杨国枢(民
67
,民
7
1
)发现学校所在
地之社会类别与品质高低、年级、以及教师行
为三者与国中生问题行为之关系较明显。
< br>Wu
(
1988
)援用
Ullmann
(
1977
)的行为功能分析理念,主张以学生在校可能遭遇的生活事
件,他们因应这些生活事
件的方式与效能,以及社会支持(包括师长、同学与朋友)三方面
的变项来了解学生在学
校的适应。
其中学校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两类变项应可以与教师行为
变项配合,
作为分析学校功能
的三个向度,可惜尚未有国中学生的此项研究。不过,
Rutter
(
1983
)
却指出综合了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
较一致的结论是学校适应不良与偏差行为
(违规<
/p>
犯过)有显著相关。似乎可以推测前述之学校功能变项直接影响的是「学校适应」
,再间接
影响到问题行为之发生。
前述总体式的了解是以一较巨视的
观点说明国中生不良行为的发生。
假设社会有一个
「好学
生」
、
「乖孩子」的管道,藉由「家庭依附」
与「学校依附」控制一位国中生的行为,使之不
致于发生不良行为。
在这个假设之下,进一步探讨的,即为家庭功能与学校功能。
然而国中
问题行为的发生,应是个人与其环境互动的结果(杨国枢,民
73
)
,因此尚需要有个体式的
了解,以与总体式的了
解互相补足(注二)
。
从成长的时序上看,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时间序列正留在发展上的狂飙期,<
/p>
由于身心发展的急
速成长,使得青少年面临蜕变的压力。这个时候
,
他内在的发展状况可以分成两组变项,第
一组是较受先天遗传
之影响,
但后天环境会对其作修饰的气质与生物条件发展出来的生理与
< br>生化状态(如体重、外貌等)
、智力、驱力(或心理需要)以及这一类的其它变项
;第二组
是较属后天发展所影响的变项,如认同危机、情绪冲突、道德发展障碍、自我知
觉型、归因
型、情绪控制、
以及其它如价值取向、享乐取向等性
格变项。
将一个个体的内在状况分成许
多变项来作分析研究,<
/p>
只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已,
一个个体势必是统整的完整个体,<
/p>
因此
其内在状况之各变项间一定存在着互相之或大或小的影响。<
/p>
亦即前述之两组变项在组内的变
项之间与在组间的变项之间,
p>
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互相影响,
而且这些变项并不是毫无组织地
各自为政,而是统合在一必然的系统里。
个体有内在的成长与发展,
也有外在的成长环境。
不良适应行为所涉及的成长环境不外乎家
庭、学校、社区、与社会(文化)等
四类。若以时间的连续性来讨论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则
其内在的成长状态与外在的成长环
境相互之间应该是不断地互动的。
外在的环境除了提供成
长的刺
激之外,
相对于不良适应行为之发生而言,
它还有阻止发生
p>
(即社会控制)
与促成发
生等正负两种力量
。
前述之形成不良适应行为的整合
模式停留在说明不良适应行为的出现,
而没有不良适应行为
出现
后进一步的说明例如未升学未就业之类的不良适应行为可能是一过渡性阶段,
在社会的<
/p>
压力之下,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会设法升学或就业(杨国枢,民
74
)
。亦即不依社会期许而行
为的未升学
未就业状态,将会招来社会的不赞同,而对个体形成一种「嫌恶」
(
aversive
)
的结果,
因此
使该个体脱离这种不良适应状态。
反过来,
当某个体继续维持其
未升学未就业
状态,即表示他的不做社会期许的行为可能并不招来「嫌恶」状态,甚至可
能获得满足。由
这个
「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效果」
来分析未升学未就业状态的不良适应行为,
可以获得如图
一的理念:
环境的正向效果会
强化未升学未就业行为,
负向效果则削弱该行为。
这项行为经验
应该也会
回馈到个人的内在结构状态。
Bandura
(
1969
)以为这种行为经验会转换成认知的
形式,记
录于个人的记忆系统里,
而当情境刺激唤起该认知记录
时,
即可有效地令该行为稳定地出现。
行为经验的累积留存在认
知的记录里,可以是认知结构(
cognitive organization
)
(
Wyer,1982
)
,是价值观
Rokeach,1970
< br>)
,或是性格(
Personality
)
(
Lovinger,1984
)
,因
此行为经验的历史性分析,应该可以了解一个人内在
结构状态的形成历程。
综合以上之
讨论,形成不良适应行为的整合模式可以修饰成如下图的理念模式:
偏差行为的发生与否,
是个体内在结
构状态与环境互动的结果。
内在结构状态可以大分为二
组变项的
互动:
较受后天学习所影响的认知结构、价值观、以及各性格变项。
先天性的决定力较强,但亦会接受后天学习的修饰的变项,如
:驱力或心理需要。
成长环境因素主要是「家庭」与「学校」
,前者包括家庭背景变项,父母管
教态度与家庭气
氛等;后者则包括学校适应与教师行为。
不良适应行为的环境效果,
则可以区
分成正向与负向效果,
分别对偏差行为形作强化或削弱
的作用,
也继续将这项经验累积在个体的认知结构里。
附注:
注一:
A
项至E项之控制理论发展模式系由余德慧教授提出,与杨国枢、吴英璋两位教授讨论后,
再由余德慧教授执笔写成。原先讨论的是青少年犯罪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大致上将
「
好
学生」与「好孩子」两种角色重迭在一起,但在某些青少年身上,仍可能出现「是好学
生,
但非家庭的好孩子」
、以及「是家庭的好孩子但不是学校的
好学生」二种情形,就控制理论
而言,这两种情况仍然可以用
「
依附」
、
「投入」
、
< br>「参与」
以及
「信念」
四种概念
说明之。
(参
见杨国枢,吴英璋,余德慧,民
< br>75
)
注二:
个
体式的偏差行为形成模式系由吴英璋教授提出,
与杨国枢、
余德
慧两位教授讨论后,
再由
吴英璋教授执笔写出。原先讨论的,亦
为青少年犯罪行为(参见杨国枢,吴英璋,余德慧,
民
75
p>
)
。
自我伤害行为的病因研究
生理病理学与流行病学的成就说明了
「知其所以然」
、
就能够有效地
「防范于未然」
。
关于
「自
杀」或「自我伤害行为」的治
疗与预防,理应亦如是。然而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甚至连如何定
义
「
成
功
的
自<
/p>
杀
者
」
都
有
许
多
不
敢
遽
然
下
定
语
之
处
(
Douglas,1967/1984
;
Stengel ,1973/1984 Thomas,1973 Pfef
fer,1991
)
,遑论提出因果分明、理路清楚的解
释与预测「自杀」或「自我伤害行为」的病理学模式。尽管如此,相关专业人员、老师、父
p>
母、以及其它工作者在面对「失败的自杀者」或「有自杀危机的人」时,还是必须尽所能地<
/p>
去化解危机,
甚至作一些想当然尔的预防工作
(
Berman
and
John,
1991;
Davis
and
Sandoval,
1991; Pfeffer, 1986; Shneidman,
Farberow and Litman,1961
)
。进行
这种努力,当然亦
有所本;所依据的,即是根据目前已有之研究资料所提出之各种类型的
「解释」
。
(一)涂尔干的观点:
涂尔干
(
Durkeim
)被认为是首先出解释自杀行为之行为科学理念的人(
Heillig,1983
)
。
涂
氏的主要立论
观点是认为当一群个别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社会,则这个社会即拥有某些特性;
这些特性已
经超越了个别个体的特性或个别特性的组合,
因此无法以这些个别的特性
(或其
组合)来说明该社会所拥有的团体特性(涂尔干,
1930/1989;Mark,1975
)
」所以「解释自
杀
行为的发生」
当然需要考虑这些存在于个人之外的,
但是却对个人有影响的社会特性。
如果
从不同社
会的自杀率来比较,这些属于社会的特性可能是更主要的解释变项(
Mark
,1975
)
。
涂
氏
以
p>
为
由
一
群
人
组
成之
「
社
会
」
,
必
然
会
形成
< br>该
社
会
的
「
团
体
意
识
(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p>
)
」而这个团体意识(或其中的一部分)会转化成规范个人于此社会
中的恰
当行为之标准。
「社会化」的过程可以视为个人内化这个
团体意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
发生三类型的偏差:第一种是内化程度较低,个人并未
被较完整地「整合(
integrate
)
」于
「社会(
society
)<
/p>
」中;第二种是内化程度很高,个人强烈地被整合于社会中。前者容易出
< br>现利己型自杀,
后者则易出现利他型自杀;
前者是在进入
个人化的省思,
与社会的距离越来
越远的情况下发生自杀,后者
则是以社会(所有的人)为重的情况下发生自杀。
第三种情况是团体意识本身不清楚或产生混淆,
或团体意识并没有转化成
清楚地规范个人行
为之规则等情况下发生自杀,这类型的自杀被视为脱序型自杀。
利己型自杀是
社会化过程的缺失,
利他型自杀则是社会化过程的强化结果,
惟
独脱序型自杀
是社会团体意识的问题,因此脱序型自杀是社会学主要探讨的对象。
快速的社会变迁造成社会结构(家庭结构
)的变化,
相对地亦造成个人之社会角色(
social
p>
role
)缺乏清楚的共同规范;而当社会角色是不清楚的,或甚至
是矛盾、冲突的,应即反映
出社会团体意识本身的混淆,则自杀的可能性即升高。
Gibbs
和
Martin
< br>从这个概念出发,
尝试对涂尔干的论点建立实征研究的基础,获得了正向的结果(
引自
Maris,1975
)
。
(二)精神分析理论观点:
与涂尔干的观点极端相反的解释,
是完全诉诸个人内在心里历程的解释
。
首先提出这种想法
的是弗罗伊德(
F
reud
)
。
弗罗伊德主张人有生的本能(
Life
instinct
)与死的本能(
death
instinct
)
;生的本能引
< br>导并且促进个人的成长与成熟,
而在这项成长的历程中,
满足个人来自于本我(
id
)与超我
(
superego
)的需求;死的本能则导引向攻击、破坏,趋
向于回归到无机(
nonorganic
)的
< br>状态(
Hall
and
Li
nczy,1970
)
)
。当个人的成
长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是合适的,他所发
展出来的自我(
e
go
)将有足够的力量统驭生与死的两种本能,有效地满足个人的需要;但
是,若个人的成长环境造成较多的创伤经验(
traumatic expe
rience
)
,则他的自我的成长
将
有所扭曲(
distortion
)
。
梅宁哲(
Menninger,1938 /
民
62
)根据前述弗罗伊德的动力<
/p>
性
(
dynamic
)
观点,
衍生出该项扭曲有可能形成
「杀害的欲念」
、
「被杀害的欲念」
,
以及
「死
的欲望」
< br>,而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伤害自己。
< br>精神分析理论强调人的心性发展历程(
psycho***ual develo
pment
)
,从出生时的口腔期
(<
/p>
oral
stage
)
,经历幼儿时的肛门期(
anal
s
tage
)
、性蕾期(
phallic
stage
)
,到儿童
阶段的潜伏期(
intent stage
)
、青年阶段的性发展期(
puherty stage
< br>)
,个人逐渐发展出
分化完整且有力量解决问题的自我(
ego
)
。艾立克逊(
Erikson,1963
)亦进一步提出「发展
任务
(
developmental
ta
sk
)
」
的观念说明每一发展阶段的发
展危机
(
developmental
crisis
)
与自我所要发展出的能力(
< br>competence
)
。不恰当的成长环境将成不信任
、羞耻与猜疑,罪
恶取向、自卑,以及角色混淆,而这种状态都属于弗罗伊德所说的扭曲
(
distortion
)
,容
易发展成具有「杀害的欲念、被杀的欲念、死的欲望」
(
Menninger,1938/
民
62
)
。
(参考下
表一)
p>
:
由表一可以
了解从出生到青年期,如果发展的危机得到适当的解决,发展出来的能耐包括:
基本安全
感,
具有自我控制的力量与意志力,
具有自信心以及方向与目标
,
具有基本的能力
与智慧,自我认同、
忠诚与享受自我等。
而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人际环境中的重要人物依序
< br>为母亲或主要照顾者,父母、家庭、邻居、学校、同辈团体与领导模范。可见六岁以前,父
母与家庭是最重要的自我发展的影响力的来源;
进入小学后,
< br>邻居与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加入;
而在初中以后到高中毕业的这个阶段,
同辈团体与
「模范
(即孩子心目中认同的英雄或偶
像)
」
成为更具有影响力的来源。
在六
岁以后,
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影响力,
基本上对个人的发展
p>
是不利的;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
并不是说家
庭即无任何影响力,
而是影响力的重心转移到友
伴与「模范」方
面,因此,如果父母于此阶段将自己的角色渐渐由「管理」的权威角色转型
成友伴与楷模
的角色,
则对孩子的影响力仍然很强。
既然如此,
同侪友伴仍然是个人健康成
长不可或缺的资源。
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非常重视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Hei
llig
(
1983
)
与
Richman
(
1986
)
即从家庭系统理论(
family
system
)的观点讨论自我伤害的发生。
(三)家庭系统理论观点:
Heillig
(
< br>1983
)
以为涂尔干与弗罗伊德及延伸的观点主要在说
明个人内在
(
intrapersonal
)
与人际间(
interpersonal
)的某些状态是否发生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而人与人的相处,
还有第三类的影
响力是来自互动系统(
interaction system
)
。他引
Speck
的话说明所谓的<
/p>
互动系统观点是:
< br>「一个团体(或系统)的病理上的问题,常从其成员之一表现出来;因此,
所谓的
『病』
,应该是该团体(或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换而言之,自杀应被视
p>
为一个家庭系统的病症,
而不是个人的病症。
」
Heillig
(
1983
)
并举
Chazan
(
1972
)
、
Stangel
(
1958
p>
)以及
Schrut
(
1964
)的实征研究说明自杀或自伤的孩童常是父母或其它家人的敌
意(
hostility
)的收受者;相对地,这些
孩子常因家庭系统中缺乏有效的沟通,而常觉得
不被了解、不被关心。
< br>
Richman
(
1986
)
根据他多
年的个案处理与实征研究整理出具有自杀潜在问题的家庭特征是:
(1)
没有能力接受必要的改变:
(A)
无法忍耐或接受必要的分离;
(B)
成员互相形成共生关系,但是
缺乏相互的同理性(
empathetic
)的了解;
(C)
黏着在早期的依附(
< br>attachment
)而阻碍了新的依附关系的形成;
(D)
没有能力去表达哀伤与悼念;
(2)
相互角色间存有冲突,却又固持在这种角色上,继续造作
人际互动上的失败。
(3)
家庭结构上的困扰:
(A)
相当封闭的家庭系统;
(B)
禁止家庭以外的亲密关系之建
立;
(C)
某个成员被孤立起来;
(D)
整个家庭是较脆弱的。
(4)
不平衡的家庭内人际关系:
(A)
有人成为惟一的代罪羔羊;
(B)
相互牵绊的人际关系:
(C)
施虐与被虐的人际关系;
(D)
混淆不清的人际关系。
(5)
情感上的问题:
(A)
单向性的攻击模式:
(B)
家庭性的无助与忧伤。
(6)
没有良好有效的沟通形成。
(7)
无法面对危机。
从
Richman
< br>(
1986
)的整理,可以了解「一个团体(或系统)的
病理上的问题,常从其成员
之一表现出来;因此,所谓的病是该团体(或系统)的问题,
而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项观
点运用在一个「家」上面,即彰显
出「家」的病理学。他所整理出来的具有自杀潜在问题的
家庭特征,其实即为诊断一个家
庭的病症的标准。
本节从三个观点
讨论自我伤害行为的病因,
将之与前节从适应观点讨论自我伤害行为之分析
合起来看,
大致上可以了解与自我伤害(自杀)行为相关的因素在个人方面,
包括自我成长
的状况(心理需要的满足与否,人格上自我分化程度)
,面对的生活变动(实质与象征的失
落、身心疾病等)
,以
及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等三大方面。这三类影响因素配
合
< br>Pfeffer
(
1986
)<
/p>
,
Davis & Sandoval
(
1991
)所强调的自伤个案的认知特性,可以整理
成理念模式如图三所示。
与自我伤害行为相关连的变项有:认知变项、
态度与价值变项、性格特征变项、心理
需求变
项、生活变动变项、
身体健康与身心疾病、以及环境因素
等七大类变项。以下即对这七大变
项作简要说明:
(一)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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