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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衰征：“浮华交会”之风
论文作者
孟繁冶
/
夏毅辉
论文关键词
东汉末年
/
民风
/
士风
/
官风/“浮华交会”
<
/p>
东汉和、安以后，由于宦官、外戚交替专政，导致社会政治日益衰退、百疴辄生，此时虽有
“党人”
群起担荷责任、匡救乱世，但终究还是“国随其亡”。
[1](
《汉纪·灵帝建宁二年》
)
学界对此多从“士
之自觉”的角度加以考察，甚有美誉，却常常忽略东汉社会颓势已成，
不可逆转，所谓“士之自觉”，始
终挟裹在末世衰征之中，社会中的“浮华交会”盛行，
民风、士风、官风陵替，士林的“振拔”与匡救最
终仍被湮灭。
一、民风之殇
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或王者都特
别注重“移风易俗”①
东汉以名教治天
下，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砥砺操行，讲究名节，从而鼓动风气。然和、安以后，社会中洋溢着一
片“浮华”之风。首先，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相牟利。这种情况早在汉明帝时
就已显露
出种种端倪，永平十二年五月的诏令中说当时“田荒不耕，游食者众”。
[2](
卷
2
《明帝
纪》
)
和、安
的著作里多有揭露。王符《潜夫论·务本》说：“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
一门，虽于私家
有富，然公计愈贫矣。”又《浮侈》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
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
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
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
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
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
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不仅如此，
《浮侈》中还多次提到，
当时的人们不择手段地竞相牟利、
穷形尽相：
“或事口舌，
而习调欺，
以相诈绐”；
“或以谋奸合认为业”；
“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傅犁锄，怀丸夹弹，携手
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或作泥车、
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或“起学巫觋，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或
栽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
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总之，按照王符的观察，当时社会中
人无论男女
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只要能弄到钱，不管是经商、演戏、求神、弄鬼、欺诈、赌博，什么都
干。崔寔对此种情况也有深刻的观察，他在《政论》中说，当时人们纷纷弃农从商，致使“农桑勤而利薄，< /p>
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女工投抒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
天下贵末贱本、竞
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侈之风盛行。虽然东汉从明帝开始，
就曾
明令抑禁奢华，如上引永平十二年五月的诏令中说：“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又车服制度，
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2](卷< p>
2
《明帝纪》
)
又安帝
永初元年秋九月，
“庚午，
诏三公明申
旧令，
禁奢侈，
无作浮巧之物，
殚财原
葬。
”[2](卷
2
《安帝纪》
)
但
由于社会积弊兹久，无法挽回。正所谓
“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3](
卷
65
《东方朔传》
)
因此抑奢之令，虽言之凿凿，听之则藐藐，无有成效。而和、安以后，纲纪颓弛，政衰
时乱，此类禁令，如同空文。于是奢靡僭越之习，相沿成风。正如《全后汉文》卷
< br>46
《政论》中崔寔所说：
“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
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
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记载这种奢侈浮华之风说：“今京
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
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綵牒，锦绣
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
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
相誇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
竞欲相过，贫者耻
其不逮。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或至金玉镂匣，檽梓楩，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其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 br>
《全后汉文》卷
46
《政论》记载，崔窟也观察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他说当时存在三患：
一曰：奢僭。
时人竞为“僭服”、“淫器”；“婢妾皆代瑱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余
黄甘而厌文绣”；“玩饰匿于
怀袖，文绣弊于帘帏”。二曰：弃农经商。所谓“农夫辍耒
而雕镂，女工投抒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
众。”弄得仓廪空虚，“百姓穷困而为寇“
，或“饥绥流死，上下相匮”。三日：厚葬。父母送终，尽为
“高坟大寝”、“饷牛作倡
”；“轜梓黄肠，多藏宝货”。因厚葬风习蔓延，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
结果是“穷
厄既迫，起为盗贼”。
仲长统则从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抨击这种弊病，他在《昌言·损益》中指出：“井田之变，豪人货
殖，
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伦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
伍之长，而有千室名
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
死士，为之投命。”《后汉书·王充
王符仲长统列传》
：“汉兴
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豪人之室，连栋
数百，膏
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
< br>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 /p>
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
怒则人随其心
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总之，作为汉末政治紊乱，纲纪失
坠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呈现出一派浮华奢侈、恣意妄为、
人欲横流的喧嚣场景
。民风之殇已经说明东汉王朝必然趋向灭亡的大背景。
二、士风之殇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被认为是“四
民”之首，也是国家与社会风教、纲纪所系、所在，因而士从某种
程度上引领着一个社会
的风气。故早在战国时荀子就在《儒效》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
俗，儒
之为人下如是矣。”而其中所谓“正身之士”更是这个社会的“正气”所在即《尧问》所言：“彼
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
舍富而为贫，
舍佚而为劳，
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是以天下之纪不息，
文章不废也。
”
降及西汉，国家之所以倚重儒生，主要因为儒生
“务忠良”、“以节优”②
对于“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乡道”[3](《贾谊传》
)
有利。东
汉倡导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外，就是“尊
崇节义，敦励名实”
，
[4](
卷
13
《两汉风俗》
)
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颜之推曾在《颜氏
家训·名实》释
“名教”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
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
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丽千
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
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
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
然而荀子也很早就看出，士人有“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类，二者中能够真正引领
一个社会之
正气的只有“正身之士”，而所谓“正身之士”毕竟是不多的。众所周知，东
汉末年的“党锢”事件，可
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士大夫群体担荷责任、匡救乱世之运
动，涉及“诸生三万余人”，
[2](
《党锢列
传》
)
然真正称得上“正身之士”者，
也不过是李膺、
陈蕃、
王畅、
范滂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三君”、
“八俊”、“八顾”、“八及”、“八厨”③
的少数骨干，如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
/p>
是非为己任”。
[5](
卷
1
《德行》
)
陈蕃“言为
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5](
卷<
/p>
1
《德行》
)
范滂亦“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2](
《党锢列传》
)
而绝大多数参与党事者应该都是
属
于从风随响，或者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当然其中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后
汉书·党锢列传》记载这种情况说：“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
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
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即
便算上所有参与者，也不过三万余众，这在一个
以儒学治国的时代，其比例并不是很大的
。更何况汉末党事主要针对宦官阉竖，此为当时之社会巨蠹、祸
害所在，所谓“正直废放
，邪枉炽结”，故而士林反响强烈。不过，党事毕竟只有二十余年，所反映的也
只是部分
士大夫和太学生救世的悲壮。因此，东汉社会崇尚名节，虽然出现了上述李膺、陈蕃、王畅、范
< br>滂等坚贞不屈的抗厉之士，但东汉政治之颓弛、社会之趋华早已显现。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土不免于俗，< /p>
士风也在四处漫漶的浮躁、浮华中沦丧。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学风趋华，儒学陵替。东汉
和、安以前，士林学风已渐与西汉时笃守章句、竞明经学的传统发
生背离。史称光武帝笃
信图谶，“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6](
卷
4)
明、章二帝祖述而因之。从此，东
汉从一开始
就弥漫着一片谶纬迷信之风。士林中虽有桓谭、张衡等人讥以“虚妄”，力陈摒抑，然此风已
长，漫漶成灾。张衡曾谓曰：“自中兴以来，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可知图谶已成为当时士人
争相求仕的“捷径邪至”。
[2](
《张衡
传》
)
同时前引王符《潜夫论·务本》中说汉末社会盛行“起
学巫
觋，鼓舞事神”；“或栽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之风，不能不说是
这种士林图谶之学的
民间翻版。
又王充《论衡·程材》记载当时朝廷重文吏、轻儒生的风气，
迫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士的士人，纷
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明经
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
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
，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
不明，儒者寂于空
室，文吏哗于朝堂。”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东汉光武、明帝以来婴心吏事、重视文
法
的直接结果，④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儒生开始抛弃“古经”、
“旧学”传统，一味追华媚俗，所谓“学
问”不过是士人们争相跻入官场的一块敲门砖而
已。
和、安以后，“儒学陵替”[2](《樊准传》
)
之势更甚，
《后汉纪》卷十五《殇帝纪》载尚敏《陈兴广
< br>学校疏》
：
“自顷以来，
五经颇
废，
后进之士，
趣于文俗；
宿儒旧学，
无与传业，
由是俗吏繁炽，
儒生寡少。
??
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从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
今百官伐阅，皆以通经为名，无一人能称。”
《后汉书·儒林传上序》亦云：“自安帝览
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汉质帝
时，虽然京城太学“游学增
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对此，
王符在《潜
夫论·务本》中曾严厉地批评当时这种学风说：“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
< br>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可见学风已深陷于浮伪虚妄< /p>
之中。
<
/p>
应该说明，东汉后期“儒学陵替”虽自咎于身，章句之繁琐必断送其生命力，此已为当时后
世学者所
论及，无须赘述。然时学人鄙薄章句，博涉古今，并非都有郑玄“述先圣之元意
，整百家之不齐”[2](卷
35
《郑玄传》
< br>)
之精神，而大多属于趋华媚俗、急功近利。
其次、虚造声誉，欺世盗名。东汉
以名教人，士大夫崇尚名誉，国家选官取仕亦“徒因众誉”，于是
求名成为一时风气。诚
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所说：“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
名誉，
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然而这种纯粹的“以名取人”也必然会使
原本通过恪守并身体力行人伦道德而获得声名的制度出现异化，而表现出时人藉助道德手段以沽名钓誉的
种种矫行。其中尤以假隐拒仕最为虚伪。东汉中期确实有一部分道德高尚的“岩穴之士”
，因其不慕荣利、
淡泊守志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成为当
时各级政府竞相礼聘、罗织的对象，
借以邀取天下士心。东汉后期以来，由于士林官场流
俗鼓动，致使风教纲纪弛废，朝廷为了振饬政治，也
开始数度大规模征聘处士。在这种社
会需求之下，一方面是高士声名益发升高，而且辞官、拒仕愈多，声
名相应也就愈高。如
顺帝时处士法真，前后四征，仍“深自隐绝，终不降屈”，虽不仕，却名动朝野，史
称其
友人曰：
“法真名可得闻，
身难得而见，
逃名而名我随，
避名而名我追，
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2](
《逸
民列传》
)
另一方面则由于拒仕可以带来名誉身价以及朝廷的礼遇，致使一部分投机者借拒仕
以养声名。
如隐士姜肱，
屡征不仕，
以
至于顺帝不得不叹服说：
“肱抗陵云之志，
养浩然之气，
以朕德薄，
未肯降志。
”
然《风俗通义·十反》却记载姜肱自言其拒仕是“以虚获实，蕴藉声价”；同书《愆礼》亦云：“南阳张
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对此，范晔《后汉书·方士
传论》中说：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
，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
所能通方物，弘时物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
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
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
以然也。”
由于绝大多数士人竞相求名而不择手段，又因政教陵替，察举失真，致使“虚造声誉”之风盛行。此
时所谓“名士”，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辈耳。
第三、背叛礼教、儒雅日替。汉末儒学渐衰，老、庄思想兴起
。其间虽有郑学“兼通古今文，沟合为
一”，
[7](p142
)
试图予以振兴，然“其说出于折衷调停，犹近章句之烦琐”，
[8](p356)
并无真正振兴
纲纪之社会政治功能，于
是士大夫渐以失望，甚至予以批判、将其抛弃，他们或超然避世，或放浪形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