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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与赋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
在战国时代的
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
/p>
的创作。①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
< br>专称。而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也是楚国人，一个是荀子，②
一个是宋
玉。到了汉代，许多作家，兼擅二体，因而出现了“辞赋”并称
的情况，如《史记·司马
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
，
《史记》亦有个
别情况以赋称辞的，如《屈贾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但总
的说来，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
是指赋体作品。刘向在编辑《楚辞》时，标准也是分明的，除收他认为是
屈原的作品
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
，而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
是
模拟楚辞的，如贾谊，不收《吊屈原赋》
、
《鹏鸟赋》
，而收《惜誓》
。到
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
，多次以赋称辞，并在《汉书·艺文志》中，
把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赋。他把先秦
至西汉的辞赋分成四类，即所
谓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和杂赋。为什么这样分类
，班固没有说
明，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推论，如刘师培在《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提出：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
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
鲜讨论。
今观
“主客赋”
十二家，
皆为总集，
萃众作为一编，
故姓氏未标。
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
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
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
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
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
，品物毕
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七略》次赋为四家：
一日“屈原赋”
，二日“陆
贾赋”
，三日“孙卿赋”
，四日“杂赋”
。屈原言
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
之变也。
（扬雄赋本拟相如，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
盖误
也。
）
刘、章二氏所论，着重阐述各类赋代表作家的基本风格，应该说是有道理
的，但似乎不能包括各类赋的全部，特别是把司马相如、扬雄分属两类，
以现存
的赋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章太炎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所论之
末，指出这是班固的一
个失误。我以为班固的失误在于把辞与赋这两种不
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不从文体的主要特
点去把握，而仅就某些表象加以归
类，势必造成混乱。从此以后，以赋称辞的有之，以辞
称赋的亦有之，辞
赋不分，
辞赋混称。这种情况，对于研究
文学源流、发展是不利的。
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但就总体来说是
散文，
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
文体的不同，
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
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都是在民间孕育、
发展，
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的。早期的诗，
与民
歌、音乐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
各种场合配合音乐歌
唱的乐章，其间原始的诗、歌、舞浑然一体的形态还
有明显的迹痕。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
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
着密切关系。屈原的《离骚》
、
《九章》是否可能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
出，但它们的“
乱曰”
、
“少歌曰”
、
“倡曰”
，可以证明它们的原型是具有
合乐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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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
《九歌》
则是在民间宗教歌舞基础
上创作的祭祀乐章。
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许多楚辞研究者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多说
了。
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
，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它在民间的
原始状态，现在没有
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赋篇》看
出一些痕迹来。荀子作为战国时代的
一位大思想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
他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艺形式来宣
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荀子》一书中的《成相》
，就是作者采用
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
类讴谣体而写成的。③而《赋篇》所要表现的是礼、知、云
、蚕、箴五种
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庾辞”
，是
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文献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在
诸侯各
国宫廷中很流行，不少国君贵族都十分喜欢它，成为宫廷中娱乐的一种方
式。隐语还和“歌诗”
、
“赋诗”一样，也用于
外交场合，成为表达政治意
图的一种手段。④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等记载来看，先秦
至汉说隐语
者，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很低，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
于髡，赘婿出身，其名曰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
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
创造的，它
借助于隐喻和暗示的手段表现劳动人民对周围事物特征的认识，
作为开发智力、
测验智能的方法而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
它委婉曲折，
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雅俗共赏，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它能
进入宫廷，
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 br>劳动人民在制作隐语时，
也将自己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融
入
其中，
“
寓教于乐”
，通过巧妙的寓意和影射，起着一定的讽谕、
劝戒和教育作用，这与诗歌、散文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有着明
显的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隐语的这些特点，才采用了这种形
式。
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
但它们存在着互相影响、
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
有着许多不同，但正如刘勰所说：
“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在这
两点上，它奠定了赋的基本形体，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不仅如
此，
就是汉赋那种于篇末委婉致讽的作法，也是由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
不过走了极端，以至造成“劝百讽一”
、
“欲讽反
谀”的反效果。隐语以及
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
过，这些
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已，与诗歌的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
以描述为主，行文亦多韵语，是从隐语中转化而来的，但在《赋篇》的末
尾附“佹诗”一首，
“小歌”一首，表明它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和
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的主体是“不歌而诵”的。
辞与赋在文体上的不同，在宋玉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刘
勰在《文心
雕龙·诠赋》中论述赋的起源时，在先秦时代，他提及了屈原、荀子和宋
玉。以严格的文体要求，我以为屈原有辞无赋，荀子有赋无辞，而宋玉则
是二体兼长的作家。据《汉书·艺文志》
，宋玉有作品十六篇，其中《九
辩》
一篇，
是楚辞体的作品，
而其余传为他的作品，
都是赋。
⑤
《史记·
屈
贾列传》中说：
“屈原既死
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
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
直谏。
”从司马迁这一记叙，
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宋玉热爱屈原
，但他并不是以其楚辞的创作而为当世
所称道，而是以赋的创作知名于世的。他的作品与
屈原所不同的，在司马
迁看来是
“莫敢直谏”
< br>，
即不能如屈原在其创作中那样以强烈的爱憎感情，
直率
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对昏君佞臣的谴责和抨击。
与“直谏”一词相对
应的，还有“谲谏”一词，出自《毛诗·关雎序》
“上
以风化下
，
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
罪，
闻之者足戒，
故曰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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