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是邮政吗判断先进文化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文化能否复兴？林毅夫

2021年1月9日发(作者：窦仪)
先进文化的标准

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 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
代化？林毅夫表示，在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二十一世纪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 体系的国
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复兴。
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林毅夫使 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
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 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
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 向等。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 自恰的
实体。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谈文化的< br>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那么，何谓先进文化？
何谓 落后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如果
一切都是重新开 始，何言复兴？

第一，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 济基础。当两
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 从
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
箭 、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
主共和或是君主 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倫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
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
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 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
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 仁”和基督教的“爱”，都有“爱人”之
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 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
之别，也难分高下。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 基础，也就是
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
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
英法 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
基础的差异。

第二，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文化的绵延不断，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词
对应的仅 为政治和经济实体，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么？中国有
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 ，指的又是什么？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中国有著名的
四大发明，火药、罗盘、指南针、印 刷术，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
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 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
是中国的工业革命。因此，在过去5000年中，中国的器物和 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从
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 后，土地可以自
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 系
（韦伯1997） ，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从政治组织
来看，周朝是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朝以后一直延续这种方
式。既然经 济基础、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綿延不
斷所指应为儒家以“仁” 为核心的伦理價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
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 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
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2008 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
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 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
“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 ，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
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 ，政治上从君权
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8、9世纪脱胎于希腊、 罗
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 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
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 在以“仁”
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 br>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
并形成 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 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
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 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
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 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
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 发明的速度也就
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 方
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
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
自主产生于中 国的可能，因此，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
基础，只要改变教育的内容 ，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
人。

中国现在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
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 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
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 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 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
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 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
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新技术的
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
密就在于 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
成本取得技术创新 。 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 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
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 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
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 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
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 %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 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
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追
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
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 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
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 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
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 发展。 根
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 1975
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 2%，台湾
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 均增长速度则为
7.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 据此中
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 77
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 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 人均收入有
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 br>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
家。当 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
济中存在的问题，要 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
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 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 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
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 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
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
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 和市场经
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
买卖；欧 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 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
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 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
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 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
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 ；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
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
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 自由农身
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 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
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 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
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 ”的道理，功成身退，
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 取巨大财
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 br>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
贵贱 ”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
者根据价格信号 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
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 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
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 ，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
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 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
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 为技术变迁的
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
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
值 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 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
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 民听。”这与西方
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 有这
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
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 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
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 式形成
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
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
称孔子 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
情况、环境下 ，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
谈到“仁”的地方有20 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
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 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
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
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 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
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
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 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
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 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
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 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 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
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 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
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 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
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 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
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 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
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 的核心价值移植
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 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
一”的学说应运而生。 “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
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 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
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 ”，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
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 “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
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 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从上述脉络来看，
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 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
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 。实际上，这一
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
心 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
实体在相同的土 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
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 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
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 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
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 。一个民族文化的 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
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 传承下来。然而，不容
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 。在我国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没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
果，这样 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
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 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
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 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
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 ”以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
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 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
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 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
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二十一世纪展望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 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
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 日本等七个工业化
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 但是，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
已经超过美 、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多极增长的
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很 有可能将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展，实现工业
化、现代化 (World Bank 2011)。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体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 斯兰、东正教、
拉美、非洲等，她们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取向。如本文所述，文 明
的先进、落后，强势、弱势既然以经济为基础，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快速的经济发展
而 取得文化的复兴，其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国、南非等新兴
市场国家在多级 增长世界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是以他们各自所有的文化核心价值为基
础，在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 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之后，实现的文明成就。
所以，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 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
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 ，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