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友门-大学女友门
第
20
卷
第
3
期
2007
年
< br>5
月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科
学
版
)
JOU
RNAL
OF
N
I
N
G
< p>BOUN
I
V
ERSI
TY< /p>
(
L
I
B
ERAL
ARTS
E
D
I
TI
O
N
)
Vol
.
20
No
. p>
3
May
.
2007
论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
文化起源及其流变<
/p>
刘恒武
(
宁波大学
文学院
,
浙江
宁波
31521
1
)
摘要
:
宁
绍地区与杭嘉湖地区史前文化关系问题是考古学界探讨已久的重要课题
,
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
化起源及其流变研究是这一课题中的关键环节之一
。
文章在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
上
,
结合对于近年发现的跨湖桥
、
上山以及小黄 山等遗址文化内涵的考察
,
认为上山类型的遗存是环杭
州湾新石器文化的共同祖源
,
而跨湖桥文化则具
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
其后出现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
化是跨湖桥文化在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分别演进的结果
。
关键词
:
宁绍地区
;
杭嘉湖地区
;
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
:
K872
文 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p>
:
1001
-
5124
(
2007
)
03
-
0073
-
08
以 往学界常常在
“
宁绍平原
”
和
“< /p>
杭嘉湖平原
”
这样的地理范畴之下讨论杭州湾两岸史前文化
的关系
,
我们或可将其视为一种不自觉的话语习
惯而不做评议
,
然而
,
如此的语境默认却导致了两
个思维误区的产生
:
其一是对杭州湾两岸地理性质差异的漠视
,
其
二是南岸的考古探索被过多囿限
于近海平原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以
p>
“
宁绍地区
”
和“
杭嘉湖地区
”
作为区域界定用语所构建的空间坐
标更利于杭州湾两岸的考古学
探索
。
事实上
,
位于杭州湾南的
宁绍地区并不等同于所谓宁绍平原
,
它由
7
个主要的地理单元构成
:
天台山北
段及附近滨海平原
、
三江
(
余姚
江
—
奉化江
—
甬江
)
p>
平原
、
四明山地及山前丘陵地带
、< /p>
慈溪滨海平原
、
曹娥江沿江平原及谷地
、
< p>会稽山地、
浦阳江沿江平原及谷
地
。
杭州湾北的杭嘉湖地区则以杭嘉湖平原为主
,
由
杭嘉湖平原及天目山北部支脉两个地理单元
组成
,
不可忽视的是
,
杭嘉湖地区与位居其北的苏南地区在
地理上是紧密连接的
。
地理性质以及地
理位置上的差异<
/p>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两地史前文化演变过程
的差异
。
近年来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新石器考古的新发现
,
也促使我们在更宽的地理视野下重新
审视杭州湾
两岸史前文化的关系
,
本文试图结合考古新资料
,
对宁绍地区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
文化的源流及其
相互关系进行一些探讨
。
一
、
研究现状< /p>
20
世纪
70
年
代末
、
80
年代初
,<
/p>
随着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
[
1
]
和桐乡罗家角遗址的发
p>
[
3
]
掘
[
2
]
,
杭州湾两岸史前文化开始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
,
同
时
,
研究者认识到
,
< br>杭州湾北岸及太湖地
区的马家浜文化与南岸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是两支具有不同
特征的原始文化
。
但是当时由
于考古资料的限制
,
研究侧重于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
“
早期
”
阶段文化面貌的简单比较
。
20
世纪
80
年代是杭嘉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发掘资料大量增加的时期
,
那里相继发掘了
吴家埠
、
反山
、
瑶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
,
[
4
-
6
]
杭州湾北岸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
崧泽文化
→
良渚
文化这一相互衔接的文
化发展序列得到进一步确定
,
各个时期的文化内涵的变化脉络也
逐渐清晰
。
而杭州湾南岸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则相对滞后
,
地域研究的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两地史前
<
/p>
收稿日期
:
2006
-
10
-
05
基金项目
: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5
年课题
(
05N102
)
。
作者简介
:
刘恒武
(
1970
-
)
,
男
,
陕
西岐山人
,
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p>
史学博士
。
7
4
< br>宁波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
/p>
2007
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进
行
。
到了
80
年代后期
,
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仍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工作
p>
:
一是河姆渡文
化分布区域的调查
;
二是河姆渡后续文化的调查和研究
;
三是关于河姆渡文化
2
期和
3
期之间所谓
“
缺环
” p>
的探讨
。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慈湖
名山后
、
塔山
、
小东门等一 系列遗址的发掘使得南岸地
[
7
-
10
]
区的史前考古研究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p>
,
这批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河姆渡文化
3
、
4
期的资
料
,
还补充了不少
“
河姆渡后续文 化
”
的考古资料
,
使杭州湾两岸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比较研究
成为可能
。
刘军
和王海明在
1993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
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后续文化与北岸的良渚文化
11
]
在总体面貌是一致的
,
并将河姆渡后续文化命名为“
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p>
”
。
丁品在
1999
年发
表的论文中也对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关系作了论述
,
其主要论点是
,
河姆渡文化第
3
、
第
4
期文化以及后续文化先后受到来自北岸马家浜中晚期文化
、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 化的单方面影响
,
但
[
12
]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却始终保持了自
身文化系统的独立性
。
蔡保全则对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
展以及环境影响因素作了探讨
,
他在论文中强调了杭嘉湖平原西
侧杭州
%
%
湖州古河口湾对于两
岸文化交
流的影响
,
认为古河口湾阻隔了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早期文化的
交流
,
其后河口湾的逐渐
[
13
]
缩小使北岸崧泽文化和良渚文
化因素得以单方向渗透到南岸
。
另外
,
2003
年起日本金泽大学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
开展长
江下游新石器文化植物考古学研究
,
该项目以杭州湾两岸发现的包括木制品在内的植物类制品
、
食
用植物和古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
。
研究成果将为我们认识两岸史前文化关 系建立一个新的视角
。
近年来
,
杭州湾南岸一系列的考古发掘
,
打破了考古研究者对于
杭州湾两岸史前文化旧有的认
识框架
,
这期间发掘的遗址包括萧山跨湖桥遗址
、
下孙遗址
、
浦阳江流域的浦江上山遗址以及曹娥
[
14
< p>-16
]
江流域的嵊州小黄山遗址<
/p>
,
等等
,
这些遗
址的发现
,
促使人们在更宽的时空视野中思索杭州
[
17
]
湾两
岸史前文化的演进过程
。
此外
,
发掘工作尚未结束的余姚田螺山遗址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
它将为
解决河姆渡文化起源问题以及河姆渡文化
2
、
< br>3
期之间
“
缺环
”
问题提供关键资料
。
笔者认为
,
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于弄清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和杭嘉湖地区马家浜文化基本要
素的来源非常重要
,
而关于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探索是
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研究
的关键环节
,
< br>本文将就此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
此外
,
河姆渡文化后期以降
,
杭州湾北岸文化因素单
p>
向南移的现象十分明显
,
河姆渡后续文化更
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全面浸染
。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
因
< br>,
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解释
,
笔者认为河姆渡文化后期和河姆渡后续文化时期两个
阶段的所谓北岸文化因素
“
南移
”
现象的成因不尽相同
。< /p>
二
、
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源流及相互关 系
长期以来
,
由于资料所限
,
我们对于宁绍地区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源流的探讨始终没有超
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既有定义的时代上限
。
在这种经验性 定义中
,
河姆渡遗址第
4
层和罗
家角遗址第
4
层分别
代表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最早期
”
的文化内涵
< p>,
根据测年结果
,
两文<
/p>
化层都早至距今
7
000
年前
。
然而
,
两个文化层出土的
陶器
、
石器以及木质建筑构件
,
等等
,
均非原
生形态的遗物
,
因此
,
河姆渡遗址和罗
家角遗址的发现
,
一方面使人们惊叹于杭州湾地区史前文化
p>
的渊源悠长
,
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两
者文化源头的不断叩问
。河姆渡遗址第
4
层和罗
家角
遗址第
4
层遗物特点分别如下
p>
:
河姆渡遗址第
4
层
陶器按照陶系可以分为夹炭黑陶
、
夹砂黑陶和彩陶 p>
,
其中夹炭黑陶占大宗
。就陶器制法而言
< p>,
均为手制
,
采用泥条盘
筑法制成
。
拍印绳纹是最常见的装饰纹样
,
还有用刻划或压印的方法表现出
来的几何图形
、
动植物图像
。
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
,
无三足器
。器物种类主要有釜
、
罐
、
盆
、
盘
、
钵和支座
,
有肩有脊敞口釜和敛口釜
、
半环形耳 的双耳罐
、
方柱体釜支座等器物具有时期特色
。
< br>第
3
期
刘恒武< /p>
:
论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及其流变
7
5
石器制作粗糙
,
器身保留了很多琢打的痕迹
,
仅刃部磨制较精
。器类主要是斧
、
锛
、
凿
、
磨石一
类生产工具
,
还
有少量
ι
、
璜
、
珠
、
管等装饰品
。
在第
4
< br>层遗物中
,
骨
、
角
、
牙器占了很大比例
,
不仅数
量庞大
,
而且种类繁多
,
主要有骨耜
、
骨镰
、
骨 镞
、
骨匕
、
蝶形器等
。
< p>骨器中的骨耜是河姆渡文化的代
表性器物
,
也是河姆渡文化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之一
。
一些骨匕的表面雕刻着精细的 图案
,
具有很
高的艺术性
。
另外
,
河姆渡遗址第
4
层还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存和大量人工栽培稻遗存
。
< p>罗家角遗址第
4
层
陶器以
夹砂
、
夹蚌末的灰红陶
、
灰黑陶为多
,
兼有少量夹炭陶
。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法
。 素面
为主
,
纹饰有刻划纹
、
拍印绳纹和附加堆纹
。
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
< p>,
主要器种包括釜
、
盆
、< /p>
盘
、
罐
、
壶
、
盉
、
支座等
。
石器比较
粗糙
,
器身多有琢打痕迹
,
修磨工艺集中于刃部
。
主要器种有斧
、
锛
、
刀
、
石臼和砺石
。
骨器种类包括镞
、
器柄
、
钩形器< /p>
、
锥
、
匕等
。
文化层 中发现了稻谷遗存
。
河姆渡第
4
层与罗家角第
4
层陶器特征存在明显区别
,
河姆渡第
4
层以夹炭陶为
主
,
纹饰中绳
纹居多
< br>,
炊器以有脊釜为大宗
。
罗家角第
4
层陶质以夹砂
、
夹蚌陶为主流
,
素面者居多
,
代表性炊器<
/p>
是筒形腰沿釜和弧腹腰沿釜
。
因此
,
河姆渡第
4
层和罗家角第
4
层反映的是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
文化这两个不同
文化系统的早期存在形态
。
但是
,
两者亦拥有一些共性因素
:
第一
,<
/p>
陶器器形均以
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
,
p>
均以陶釜配以支座作为炊煮用具
。夹炭陶
、
有 脊釜
、
拍印绳纹等河姆渡第
4
层
陶器的标志性要素亦见于罗家角第
4
层
,
只是所占比例较小
,
例如有脊釜在釜
类器中的比例为
32
.
6%
。<
/p>
第二
,
石器加工都比较粗糙
,
表面留有不少琢打痕迹
。
第三
,
两者都有稻谷遗存出土
。
此外
,
罗家角第
3
层还发现了骨
耜
、
干栏式建筑构件
。
上述每项共性因素都应至少 有三种可能
的成因
:
一是两种文化间横
向的信息交换
,
二是共同祖源文化在两种衍生文化中纵向的基因
沉淀
,
三是上述两种可能的混合作用
。
我们习惯于将文化比较研究中所析出的共同特征单纯归因于文化
间的相互作用
p>
,
这种推理包含了一个主观构设的前提
,<
/p>
即作为比较对象的两种文化生来就是彼此异
质的
。
对于这一前提不加论证的认可实质上就是对于第
2
、
第
3
种可能性的剔除
,
最终无疑会影响
到结论的正确性
。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
,
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对于两
文化构成要素的比较研究至关重要
。
然而
,
河
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起源研究
,
在两文化发现后
20
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
其主要原因在于
考古新材料的缺乏
1990
年代初发掘的萧山跨湖桥遗址
< br>,
其测定年代早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
化
,
然而
,
跨湖桥遗址的发掘
给人们带来兴奋的同时
,
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
因为
,
单从陶器特征来
看
,
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独树一帜
,
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均存在较大差异
。
对于 熟
谙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陶器谱系的浙江考古学者
,
很容易将跨湖桥遗址理解为一种游离于杭
州湾史前文化演进主流之外的
文化遗存
。
为了方便比较
,
我们
将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
归纳如下
:
< br>陶系以夹砂陶和夹炭陶为主
,
兼有少量夹蚌陶
,
也有一些呈灰红
、
灰黄
色
,
夹炭陶均为黑
色
。
此外
,
相当一部分陶器器表
有红色
、
灰白
、
灰黄以及黑光陶衣
,
彩陶数量也不
容忽视
。
制陶方法为泥条盘筑和贴塑
。
釜类器以外的陶器以素面为主
,
拍印绳纹
、
刻划纹
、
镂空
、
堆
纹是主要装饰纹样
。
器形分圜底器
、
圈足器和平底器三类
,
其中圜底器最多
,
圈足器次之
,
平底器最
少
。
器类包括釜
、
罐
、
钵
、
盆 p>
、
盘
、
豆等
6
大类
,
另外还有支座
、
器盖等
。
石器磨制水平较高
,
< br>大多通体磨光
。石器种类包括斧
、
锛
、 p>
凿
、
镞
、
锤
、
磨石等
。骨角器种类很
多
,
有耜
、
镞
、
镖
、
锥
、
针
、
匕
、
< p>哨等。
木构建筑是主要建筑形式
,
< br>但是没有发现干栏式建筑存在的直接
证据
。
文化层 中发现了稻谷遗存
。
事实上
,
< br>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早期遗存在一些主要特征上表现
出明显的共性
,
例如夹炭陶
、
炊 器上的绳纹装饰
、
陶釜与支座的配合使用
、
无三足 器
、
骨耜
、
木质榫卯
7<
/p>
6
宁波大学学报
(
人文科
学版
)
2007
构件
、
稻谷遗存等
。
另一方面
,
形制自成一体的釜
、
数量众多的圈足器
、
富于特色的彩陶和黑光陶等
则体现出跨湖桥文化遗存的
鲜明个性
。
大多数人倾向于将跨湖桥陶器系统与河姆渡文化
、 p>
与马家
浜文化的差异归因于地域的
、
空间的因 素
,
而非年代的
、
时间的因素< /p>
。
之所以如此
,
其中一个重要原<
/p>
因是人们对于跨湖桥年代的质疑
,
尽管跨
湖桥的测年数据早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最早年
代
,
p>
但是尚未发现与此结论对应的地层叠压关系
。
同样
< p>,
至今仍然很少有人将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
文化遗
存放到杭州湾史前文化变迁的主线上加以把握
。
虽然“
跨湖桥文化
”
的概念已经被提出
,
但
是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
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
,
在年代上应该有一定的跨度
,
在地域上则应有相
当的范围
,
而且应
该拥有一定数量并能构成一个集群的同质性遗址
,
而跨湖桥的同
类遗址在小黄山
发现之前仅跨湖桥和下孙两处
,
分布范围仅限于萧山一地
。
2001
年
开始的上山遗址发掘
,
给杭州湾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探索
带来了新的契机
。上
山遗址位于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
,
遗址位置虽然属于浙中金华地区
,
但是向北不远即
进入绍兴
,
与浦阳江下游的跨湖桥遗址同处一个流域
。上山遗址的测年数据表明
,
该遗址距今
[
15
< p>]
11
400
-
8< /p>
600
年
,
早于跨湖桥遗
址的测年数据
。
上山遗址的陶器陶质多为外红内黑的夹炭陶
,
不少陶器表面装饰红衣
。
多为素面
,
还有少量绳纹
、
戳印纹和线刻纹
。器形以平底器为主
,
同时包
含少量圈足器和圜底器
,
不见三足器
,
主要器种有
:
大敞口盆
、
双耳罐
、
大平底盘
、
镂空圈足盘 等
。
遗迹中发现了类似干栏式建筑的遗存
。此外
,
夹炭陶胎土中夹杂有谷壳
,
< br>被认为具有早期栽
培稻的性状
。
与跨湖桥
、
河姆渡以及罗家角相比较
,
夹
炭陶
、
绳纹
、
木构建筑
、
稻谷遗存等显示出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
。
从上山遗 址的测年数据来看
,
我们有理由将其作为探索宁绍地区和杭嘉湖
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起源的重要切点
。
而且
,
上山遗址的遗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
:
陶器胎质较厚
、
装饰较少
、
器形简单朴素
;
石器中多打制石器
。
< p>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上山遗址年代更为古老的佐证。尽管如
此
,
要想彻底扫清有关上山遗址年代的疑问
,<
/p>
还必须等待层位学方面的证据
。
2005
年
3
至
8
月发掘的嵊州小黄山遗址
,
让我们得以看到上山遗存
与跨湖桥类型遗存在地层
[
16
]
上的早晚关系
。
小黄山遗址所在地位于曹娥江流 域的中游
,
遗址
B
区第
5
、
6
层
(
第一阶段
)
的
遗物特征与上山遗址近似
:
陶器
胎壁粗厚
;
平底器居多
,
亦见圈足器和圜底器
,
不见三足器
< br>;
陶器群
构成简单
,
盆
、
盘
、
罐等为基本器种
< p>,
敞口平底盆为典型器物
;
均出土大量石磨盘
。两者之间的不同
之处在于
:
小黄山遗址陶器以夹砂红衣陶居多
,
上山遗址则以夹炭红衣陶为主
。
B
区第
4
层
(
第二
阶段
)
器物特征则与跨湖桥遗址近似
:
圈足器较多
,
均发现有敛
口钵
、
双腹豆
、
折肩卵腹绳纹釜等陶
器
;
都有交错拍印绳纹和红底白彩的绘饰
,
小黄山
B<
/p>
区第
4
层保留了遗址本
< br>身第
5
、
6
层的一些特征
,
例如
:
夹砂陶为主
,
多平底器
,
盆
、
盘
、
钵等带有早期特 征的陶器仍存
。
小黄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
,<
/p>
证明了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早于跨湖桥类型遗存
,
同时
也很好地展现出由
“
上山遗存 p>
”
向
“
跨湖桥类型遗存
”
过渡的逻辑过程
,
或许此时提出上山
→
跨湖桥
→
河姆渡和马家浜这样的演化图式还为时尚早
< p>,
然而可以肯定
,
“
p>
上山遗存
”
的文化成分中包含着
宁绍和杭嘉湖
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原生基因
。
因此
,
有必要对其特点展开进一步的解剖分析
:
1
夹炭陶
夹炭陶一直被认为是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的传统
性陶系
,
实际上这种陶质的陶器亦见于长
江中游地区
,
在距今
8
000
年的彭头山文化就已经存在
。
上山遗存中夹炭陶 的发现更证明了其
古老性
。
跨湖桥
、 p>
马家浜
、
河姆渡等文化类型中所见夹炭陶应该是这一古老基因的沉淀与 发扬
,
在
杭州湾南地区甚至一直保留到
了河姆渡后续文化时期
。
此外
,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山遗址中居于主
流的夹炭红衣陶
,
它在跨湖桥遗存和河姆渡文化晚期也较为常见
,
跨
湖桥的夹炭红衣陶应该是上山
传统的延续
,
而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夹炭红衣陶
,
由于与上山的同类陶系在
时代上存在很大缺环
,
所
以更可能是受
到某种外部因素的刺激产生出来的
。
彭头山文化也发现有夹炭红衣陶
,
这说明夹炭
[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