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陕西科技大学-2017陕西科技大学
1949
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
1978
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 了解都来自传
闻。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
/p>
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
1980
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 的助
手。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
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因为和
谭
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
比较熟悉。为了写
《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
况。
1956
么教职，薪水多少，
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二三十
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
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
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此外，
1942
年、
1943
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
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
普遍地说，
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
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 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
已大不如前。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
去遵义的时候，
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遵义的土财主没
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当时还有教
授倒卖骡子、马等。
抗战胜利 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
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
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
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
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
才勉强维持生活。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浙江
大学就统一
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
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
1952
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进行第一次工
资改革，工资依级别而定，当时货币尚不
稳定，所以并未作为工资结算单
位，而是以实物为基础进行折算，称为“折实单位”，也
叫“工资分”，
就是所谓的“工分”。
“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三部分构成，按粮、布、油、
盐、
煤五种实物的数量进行折合，以此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物价逐步稳定
后，
1956
年工资改革就废除了“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全国划分十
一类工资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伴随这次改革展开了一轮工资定
级。
复旦大学根据高教部《关于
195 6
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
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工资标
准，主要分教学、行政、教辅三大类。
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九十一
元，教学人员中教授平
均两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讲师一百十八元、助教六
十七元。
教学人员工资标准有十二级，依此标准，一级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三元，二
级工资每月三百零二元五角，谭先生是二级教授领二级工资。按当时的物
价标准，请个管吃住的保姆每月开支五到十元。可见，月薪一百元以上在
当时已是高薪
。
五十年代以后有过几次工资调整，< /p>
都是由全国统一发文，地方上再制
定、执行细则，这往往受到种种政治因素
影响，比如涉及敌我矛盾、人民
内部矛盾或者划为“右派”的人，按照规定就不属于工调
对象。
另外，工调有名额限制。在分配 名额时提倡大家发扬风格，鼓励共产
党员、积极分子不要争取工调名额，要照顾、优待统
战对象等。开始确实
有人响应号召，主动放弃自己的机会，但后来发现上当了——“文革
”开
始以后的很多年再没有进行过工调。
1965
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三十七元，按当时政策，到
1966
年
8
月我的工资可以涨到四十八元五角。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暂停工
调，
直到
1969
年我才拿到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
这之后工 资基本不再调整，
直到我读研究生时，工资还是四十八元五角。
这番经历之后，但凡有调整工资的机会，大家就拼命争取 ——这次放
弃了，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对
1956
年评定的一级、二级教授来说，这几次工资调整对他们 没产
生什么影响，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上调过。五六十年代教授没有奖金、津
贴，曾有过的变相福利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过购买食用油、黄豆的票，
或
者饭票。当时上海丽都花园就曾招待过政协委员、统战对象，在那里可
以比外面吃得好一
点。不止是上海，北京也有这样的情况。
做谭先生的助手时，我给他送过工资条，当时他领的还是
1956
年的
工资，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费以及奖金、津贴。以前一些教授的太太没有公
职，晚年需要自费医疗，这就导致一些教授晚年经济情况很不好。
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太太因为受他的政治影响没有公职，晚年生
病无
法报销。这些开支单凭贾先生的工资根本不够，就得靠稿费收入支持。
所以贾先生很大年
纪还在写文章赚稿费，直到太太去世，才在经济上解脱
了一些。
还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他也是二级教授。“文革” 前他每月拿
出一百多元工资交党费，到晚年，太太没有工作又生病，医药费开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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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窘迫。唐先生得知我曾把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的藏书转让给加州大学
< br>尔湾分校，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书也卖到国外，这样赚钱多一点，但是
因种种缘
由我没有办成。后来是中华书局拿出一笔钱作为预支稿费给了唐
先生，他很感激，说这是
“贫而骤富”。讲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与工资直接联系的是职称。
士按惯例聘为副
教授。周一良先生算是例外，他回国前已经在美国教授日
文，学术水平很高，名气很大。
胡适觉得他应该比一般人待遇高，所以，
周先生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注：周一良回国
后在
1946
—
1947
年曾任
< br>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唐长孺。下：周一良
解放以后，共产党全盘接管高校，一开始在职称方面也没 什么变化，
后来影响较大的就是
1956
年的正式定级。
这次定级原是随工资改革而出现
的，定的是工资待遇的级别，但另一方面
这又不仅仅关乎工资等级，它与
教授的学术水平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学术荣誉和学术
地位的体现。从
操作过程来说，这次定级说是评定，但最终还是由上面决定，而且已经受
到了政治影响。
复旦当时有所谓“八仙过海”、“五子登科”，是说二级以上教授中